对开封市关于实行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两证合一颁发房地产权证请示的批复

上一篇: 关于改进营业性录像放映管理保护知识产权的通知
下一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行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的通告》的通知

浅谈债权人的代位权制度

通辽铁路运输法院 葛长生

《合同法》中的代位权制度，是合同法新设立一项制度，由于前些年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形成大量的债权债务关系，如果债权债务关系得不到有效及时地解决，就会形成三角债，连环债，滞约了和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有一些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故意不张自己的债权，甚至放弃自己的债权，这样就使债权人的债权得不到实现。因此，中央为了解决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三角债问题，防止三角债再次形成，从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新合同法特设了代位权制度，因此这项新制度的出台大大地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也为防止三角债的产生起到积极推动任用。在审判实践中，我们院接触这样的案例不多，但是作为审判人员来说必须要掌握代位权的基本理论和在审理这类案件当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代位权的基本理论
1、债权人代位权的概念和特点
首先，债权人的代位权是指债务人应当行使却不行使对第三人享有的到期权利而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可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这就是债权人的代位权。
其次，债权人的代位权特点：
（1）、代位权是债权人代替债务人向债务人的债务人也就是次债务人主张权利。比如，B欠A1万元，C欠B1万元，A债权人，C是次债务人，A就可以向C主张权利。
（2）、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必须要通过诉讼程序来行使，才能满足债权人的债权实现。这里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债权人的债权具有不能实现的危险的时候，才能行使代位权。
（3）、债权人在行使代位权的过程中应以自己的名义而不能以债务人的名义行使，并且不能随意处分债务人的权利，否则应对由此给债务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4）、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权可以向债权人主张。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实际是行使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权利。因此，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为原告，次债务人为被告，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一般抗辩事由，都可直接向债权人主张。
2、债权人代位权的构成要件
《合同法》第73条这样规定的，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这条的意思主要是除了债务人的专属债权外，债权人都可以行使代位权，由此，《合同法》出台了解释（一），解释（一）第12条对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是这样规定的，《合同法》第73条第1款规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是指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除了这此权利之外，债权人都可以行使代位权。因此，根据《合同法》第73条及其解释（一）第12条的规定，代位权构成要件我们归纳起来有4点：
第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务必须合法且确定。债务人对次债务人必须享有合法确定的债权，且此种债权尚未被处分，如次债务人已将所欠的债务清偿，则就不存在代位权。比如：赌博债权，不受法律保护，因此，就不能行使代位权。
第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从字面上理解，怠就是懈怠，消极怠工。从法律角度来理解，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可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的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不能实现。这里的意思就是债务人不履行对次债务人的到期债权，又不可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债务人就怠于行使。
第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债务人已陷于履行迟延，必须是债权人对债务人以及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均到期，方可行使代位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是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和债权人接受债务人履行的时间，未到期的债务一般不能主张代位权，不然将有害债务人的期限利益。这里的意思就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债权，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的债权，这两个债权均已到期，有一个不到期的，就不能行使代位权。
第四、债务人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合同法》解释（一）第12条规定，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是指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这里的意思就是只要不是债务人自身的专属债权，债权人就可以行使代位权。因此，债权人要行使代位权，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构成要件，才可以行使代位权；否则，缺少任何一个要件，债权人都不能行使代位权。
二、在审理代位权诉讼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1、关于案由问题
大家都知道，在代位权诉讼中，存在两层法律关系，两个诉。第一个法律关系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二个法律关系是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是用什么样的案由，从以前，一些法院审理这类案件的情况看，如果这两个法律关系如果是同一个合同关系，有的法院就用同一个合同关系的案由（比如，第一个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欠款纠纷，第二个法律关系也是买卖合同欠款纠纷；那么就用买卖合同欠款纠纷）。如果这两个法律关系不是同一个合同关系，比如，第一个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欠款纠纷，第二个法律关系是加工承揽合同欠款纠纷；那么纠纷的案由怎么确定呢。有的法院在审理这样案件中，认为代位权行使的范围限于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到期债权”和“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债权，所以统统地就把这样案件案由定为欠款纠纷。我认为，从代位权的概念和特点来看，代位权是债权人代替债务人向债务人的债务人主张权利，它是代位诉权和间接诉权。从代位权的性质来看，代位权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不是当事人的约定，它规定的是债权人在债权债务关系中享有的权利。从债权人对次债务人的法律关系上来看，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欠款债务关系，因此，从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新合同法之后，新的法律制度出台，使各级法院在掌握案由上存在一些分歧，所以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出台了《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解释将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诉讼的案件，案由确定为代位权纠纷，我们认为是非常准确的。所以，我们今后在审理这样类型案件中应当将案由确定为代位权纠纷更为准确。
2、关于债权人举证问题
由于代位权诉讼涉及多方当事人，存在多重法律关系，举证问题相对复杂一些。但各方当事人仍必须遵循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而债权人作为原告在行使代位权诉讼过程中，就必须要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债权人对代位权诉讼中存在的两个合法债权关系必须举证证明，这里的“合法”是法官在审理中应该重点审查的一个关健环节，看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这两个债权是否有不合法的债权，比如赌博债权，如果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的合同被认定无效，那么债权人就不能对次债务人行使代位权。因此，审查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是否是合法的两个债权关系，这是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诉讼的首要条件。其次，债权人拿出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给债权人造成损害的证据，这里审查证据，我认为应注意这几个方面1、是不是债务人的债权到期，只要是债务人的债权到期就即可。就可以行使代位权。2、看债务人是不是构成“怠于行使”的条件，如果债务人拿不出以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的书面证据，比如法院的法律文书和仲裁决定书，那么法官可以认定债务人就构成“怠于行使”。3、是不是要求债权人拿出具体的给自己造成损害的证据呢？我认为，如果要求债权人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债权受到了具体的实质性的损害，这对债权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这也违背了我们立法宗旨。因此，只要债务人未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债务，债权人的债权未能实现，便可视为债权人的债权受到了损害，不必债权人提供证据证明。




二00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探析

张旭科


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在继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对宪法进行第三次修改，从根本上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地位后，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又将第11条第二款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实践证明，国家立足于现阶段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多样化的现实及其内在需要，在根本大法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给予充分肯定并最终确立，已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亮点，成为扩大就业、增加税收、吸纳外资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生力军。然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仍摆脱不了其固有的和不断涌现的障碍困扰，它迫切渴望得到法律的保护。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保护之中，刑法保护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方面。
一、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
刑法的保护功能，是指刑法具有保护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不受犯罪侵犯的功能。犯罪是侵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行为，刑法对犯罪行为进行惩罚，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保护。如，处罚盗窃罪的刑法规范，就是为了保护他人的财产权；处罚非法拘禁罪的刑法规范，就是保护他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等等。那么，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中的一份子，刑法就不可避免要对其给予严格的保护。
纵观我国刑事立法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早于现行宪法三年出台的1979年《刑法》并没有考虑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作出规定，哪怕是原则上的规定。在继1982年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并于1988年宪法修正案、1993年宪法修正案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予以充分的法律地位肯定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2月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决定的形式第一次对非公有制经济给予明确的刑法保护。该决定第9条规定：非公有制企业工作人员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而损害本单位利益，构成犯罪，最重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第10条、第11规定：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挪用非公有制企业财物、资金，构成侵占罪，最重也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
随后，随着“以法治国”，“规范公权，保护私权”的舆论、呼声和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1997年修订的《刑法》首先在总则中，把“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刑法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分则中，吸收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相关的内容，在《刑法》分则第五章第271条第1款、第272条第1款分别规定了侵占公司企业单位财物的职务侵占罪和刑罚、挪用公司企业单位资金的挪用资金罪和刑罚；在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第163条第1款、第2款又对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索取、收受财物、回扣、手续费等犯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刑罚作了明确地规定。这三种犯罪侵犯的具体对象是非公有制公司企业单位的财产或者利益，通过打击惩罚这类犯罪，体现出《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专门保护，这有利于改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经营环境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针对于1997年《刑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单位犯罪是否包括以非公有制经济性质的公司、企业等为主体的单位实施的犯罪，审判实践中仍有将以非公有制经济性质为主体的犯罪作为自然人犯罪看待这一情况的存在，1999年6月25日，最高院通过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1999]14号司法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定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这标志着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非公有制经济性质的企业在法律上取得了与公有制经济性质企业相同的地位，享有同样的保护。
二、现行刑事立法对非公有制经济保护的不足
虽然现行刑法在总则和分则中均或多或少体现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力度，但是与对公有制经济性质企业的保护相比来说，仍存在着较大的不足，主要是表现在刑事责任方面。在此，笔者就仅以《刑法》第163条、第271条、第272条为例，加以阐述说明：
根据《刑法》第163条、第271条、第272条的规定，对非公有制性质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构成职务侵占罪的，法定最高刑仍为15年有期徒刑和并处没收财产；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构成挪用资金罪的，法定最高刑却只有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比《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的处罚还要轻。上述的规定从另一面也就是说，无论犯罪主体采取多么恶劣的手段，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不论是侵占或者挪用了上亿的资金，还是最后造成了企业的倒闭破产，依法也只能判处上述相应的刑罚。而与此相比，同一部刑法中并在同一条中对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共财物，挪用公款，收受贿赂，将分别依照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的规定进行定罪处罚，法定最高刑也分别为死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其中，对于贪污罪，只要犯罪主体贪污十万元以上且犯罪情节恶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就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且还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从上可得出，现行对于公有制经济的保护显然是优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刑法》对两者存在着不对等的差别性保护。
三、非公有制经济刑法保护的完善
立法平等是执法平等的前提和基础，执法平等则是实现立法平等的保证。因此，对于如何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笔者认为，应当着重从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入手：
（一）立法机关应修改并完善刑事立法，消除现行刑法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差别性保护，做到立法平等。
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已经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进了宪法，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根本大法的地位。其目的和实质是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享有同等的法律保护。同时市场经济对刑法公正平等的客观要求，首要一点就是立法上对各种主体平等公正的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刑法保护上不应当再有区别。
平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平等权的本质含义在于禁止差别对待”。而从前文所述可以看到，刑法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保护是存在差别规定的，其与宪法规定的精神相违背的。同时，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由于这种差别性保护的存在往往导致对侵犯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行为惩罚力度不够，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私营企业因管理人员的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行为造成企业倒闭或者经营困难的案例。此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也提出了要“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所以，笔者进一步认为，在立法层面上，国家立法机关应在大量司法实践和有关理论的研究的基础上，及时地修改与补充刑法规范，强化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做到立法上的平等。具体说，就是尽快《刑法》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无论是对哪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中发生的侵吞、挪用、受贿案件，统一规定相应的罪名，不要在对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企业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等罪名进行差别规定，加重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主体犯罪的惩罚，以在立法上体现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同等保护力度，并有效的震慑和打击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行为。
（二）执法机关应积极转变观念，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与私营企业主的歧视，做到执法平等。
在思想层面上，作为执法机关，应当充分认识到对非公有制经济强化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合理性等重要意义，切实树立正确的观念，认真研究刑事法治实务中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各种实际问题，不要受急待纠正的传统有罪推定思维模式以及有些舆论掀起的私营企业“原罪”论的影响，或者仍用阶级斗争时期的过时观念来看待现在的非公有制经济和私营企业主，把私营企业主看成“资本家”。要清醒地认识到，私营企业不是旧社会资本家的延续，而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性质企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说，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把这一法则引入法律领域，就形成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刑法是通过设定和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发布禁令，阻止人们实施犯罪行为来发挥保障和保护功能的。因此，从刑事执法角度来讲，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要注意切实体现对非公有制经济公正平等的刑法调整与刑法保护，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具体点，也就是说在执法中要实现公私平等，要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做到“有罪当罚，无罪不罚”，“ 重罪重罚，轻罪轻罚”，“ 罪与刑罚，等价交换”，“ 同罪同罚，异罪异罚”，“ 一罪一罚，数罪并罚”，同时根据犯罪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选择适当的刑罚，坚决反对借口维护国家的、集体的利益，不顾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损害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的以公压私的不平等现象，忽视对私有制的法律保护。

（联系地址：浙江省湖州市莲花庄路3号 31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