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厦门市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租金计算办法》（试行）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3 16:06:44 浏览:8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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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厦门市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租金计算办法》（试行）的通知
福建省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 厦门市财政局 厦门市物价局
厦国土房〔2007〕35号
关于印发《厦门市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租金计算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暂行规定》，经研究，制订了《厦门市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租金计算办法》（试行），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
厦门市财政局
厦门市物价局
二○○七年二月八日
厦门市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租金计算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做好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的租金管理工作，依据《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暂行规定》、《厦门市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管理办法》（试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租金标准（以下简称租金标准）的测算和社会保障性租赁房房屋租金（以下简称房屋租金）的计算。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租金标准指社会保障性租赁房按市场租金行情进行测算的房屋建筑面积租金单价，单位为元/平方米；房屋租金指社会保障性租赁房按房屋建筑面积和房屋所处不同楼层、舒适度进行计算的房屋应付租金总额，单位为元。
第四条 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负责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租金标准的测算工作，市公房管理中心承担社会保障性租赁房房屋租金计算的具体工作。
第五条 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的租金标准根据本市同等住宅房屋市场租金行情定期测算和调整，报市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 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租金标准可按单栋楼房、项目、区域或全市的范围，采用市场租金评估法、成本计算法等方法，以市场租金评估法为主进行测算和制定。
第七条 评估测算法指按同类型、同档次房屋的市场租金行情，由具备相关资质的评估或专业机构评估和确定租金标准的方法。
成本计算法指按市场租金构成要素进行计算租金标准的方法。成本租金构成要素包括折旧费、修缮费、管理费、利息、地租等。
第八条 社会保障性租赁房房屋租金计算公式：
房屋租金＝房屋标准租金＋调节租金
房屋标准租金＝租金标准×房屋面积
调节租金＝楼层调节租金＋舒适度调节租金
楼层调节租金＝（承租房屋楼层－标准楼层）×楼层调节系数×租金标准×房屋面积
舒适度调节租金＝舒适度调节系数×租金标准×房屋面积
第九条 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的楼层调节租金主要考虑楼层高低因素确定。高层（小高层）建筑以住宅部分的第3层作为标准层，多层建筑以第2层作为标准层。楼层调节系数0.002，多层建筑的顶楼按一楼楼层计算。
第十条 社会保障性租赁房舒适度调节租金根据该套房屋的朝向、通风、采光等因素确定。房屋有一面朝南的舒适度调节系数为0.03，其它房型的舒适度调节系数为零。
第十一条 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的房屋租金按签订合同时公布的租金标准进行计算，在租赁合同期内租金标准不调整。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及其适用
——搜索引擎爬虫协议引发的思考
张平. 北京大学法学院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给企业带来生机同时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市场竞争，相对于互联网发展的速度，立法相对滞后。考察我国目前对于互联网行业竞争行为的规制现状，可以发现，相关法律法规具有明显的反应性与被动型，并且存在不足。可以说，互联网的发展推动着立法的完善，技术的进步是互联网法律发展的动力。我国在1993年出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在200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迫于360公司与腾讯公司之间“3Q”大战引发的压力，在2011年，工信部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2012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2012年8月以来，随着百度与360公司关于搜索引擎爬虫行为争议引发的“3B”大战，又将互联网多年遵循的处于后台的行业惯例（即“爬虫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推到了前台，在无法寻找到直接的法律规范的情况下，能否在现有法律中如《反不正竞争法》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成为讨论的热点。
《反不正当竞争法》由于颁布时间过早 ，对于之后的技术发展很难有预见性，其规定的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很难适用于如今的互联网领域。因此，大家都将目光投向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试图通过适用一般条款，对互联网的竞争行为进行规制。
一、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理分析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商业道德的保护
对于何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和大多数国家一样，采用了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来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1]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在原则性的规定以外，《反不正当竞争法》 还在第二章列举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仿冒、限制竞争、权力经营、商业贿赂、虚假广告、侵犯商业秘密、倾销、不正当附条件销售行为、不当有奖销售、损害商业以及串通投标。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就存在所谓的一般条款在学界仍有争论。目前主要有三派观点，即“一般条款说”、“法定主义说”以及“有限的一般条款说”。
“一般条款说”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调整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不限于第2章所列举的11种行为，它还包括该法总则尤其是第2条第2款的规定所认定的行为。“法定主义说”则持相反意见，理由在于：第一，法条通过“违反本法规定”的表述限定了该条款乃至该法的适用范围；第二，从法律条文的一般关系看，通常确立“一般条款”的立法，都会在下文列举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时添加类似“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兜底性条款，而我国并没有这样的规定。[2]“有限的一般条款说”认为，司法机关可以据此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但行政机关不能依据该条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条只对司法机关有意义，对行政机关不具有意义。[3]
笔者赞同“有限的一般条款说”。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颁布实施十几年，实际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采用“法定主义说”将会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造成极大的限制，不符合现实情况。“一般条款说”过于灵活，如果不加限制地赋予执法机关根据个案随时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力，会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同时，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4章所规定的法律责任与第2章相对应，第2条的规定很难适用。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2条是一个“有限的一般条款”。该条款对于不同的竞争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有学者认为：第一，对于须予以行政处罚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又未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按照一般条款将其确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没有意义，除非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另有规定。第二，对于受害人请求赔偿，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又未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任何一级法院可以根据个案将其确认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4]依据以上观点的分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所列举的11种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并不包括对违反一般商业道德行为的规制。因此，如果试图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寻求对商业道德的保护，就必须适用其一般条款。
一般条款中对于商业道德的保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可以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精髓是维护商业伦理或者商业道德，这与维护竞争自由的反垄断法形成鲜明的对比。[5]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1条对该法的立法目的作出了规定 ，即“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要达到的目标。可以看出，该立法目的体现的是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维护、对经营者与消费者利益的保障，是一种对于商业道德的维护。这种对于商业道德维护的立法精神在第2条体现的更为明显，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了“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的基本原则。该法第2条也被普遍认为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如前所述，《反不正当竞争法》 的主要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就是维护商业伦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所规定的，不正当竞争是指“在工商业活动中违反诚实惯例的任何竞争行为”，“违反诚实惯例”是判断竞争行为是否正当的基本标准。[6]而在判断竞争行为时，这种“诚实惯例”的标准是一种道德标准。
因此，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考量，尤其涉及对于商业道德的保护，应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在适用一般条款是，我们需要注意一般条款的适用范围边界，防止对于法律的扩大适用。
（二）一般条款的定义及适用
1.一般条款的定义
通常所说的法律上的一般条款，主流观点比较认同由日本法学家我妻荣主编的《新法律学词典》对于一般条款的定义，“一般条款又称为概括性条款，大致在两种意义上使用。（1）把法律上的要件制定为抽象的、一般的规定。其具体适用听任法官，具有灵活性，在根据社会情况变化可追求妥当性这一点上，是有特点的。私法上多用于这一意义。（2）公法上，例如‘认为公益上有需要时’，指以不确定的概念为行政行为要件规定，也还有把与一定情形有关的情况统一整理为对象的规定。”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涉的一般条款，孔祥俊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一般条款即规定执法机关或者法院，在法律具体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外认定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件的抽象的或者概括的规范。[7]
2.一般条款的适用范围
（1）基本要求
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①贯彻《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②把握《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核心原则；③进行利弊权衡。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宗旨由该法的第1条予以规定，即“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在适用一般条款时，应当考虑不正当行为是否有损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否产生了不正当竞争，是否侵害了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一般条款的核心原则包括诚实信用和遵守商业道德。二者是判断竞争行为是否正当的基础。当面临某一竞争行为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应考量其是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或违背了基本的商业道德。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的进一步解释将在下文进行论述。
进行利弊权衡是指法官应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为主导，综合考虑竞争主体、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按一般条款规定的原则判断究竟应注重哪一方的利益。[8]进行利弊权衡的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必须以前两项基本要求为基础，否则容易导致一般条款的适用偏差。
（2）一般要件
如前所述，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应采取“有限的一般条款说”，其适用依赖于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一般条款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在“山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山东山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山孚日水有限公司与马达庆、青岛圣克达诚贸易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9]（以下简称“海带配额”案）中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作出了解释，认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应具备以下条件：①法律对该种竞争行为未作出特别规定；②使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确因该竞争行为而受到了实际损害；③该种竞争行为因确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而具有不正当性或者说可责性。
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议案办理暂行办法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议案办理暂行办法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1月15日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和我省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提交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或者并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交大会表
决。
二、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
三、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设立议案组，在主席团直接领导下进行有关议案的具体工作。议案截止日期，由大会主席团决定。
四、向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五、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议案，付诸表决时，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六、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办理。
七、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经主席团审议决定不列入大会或常务委员会议程的，均改作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办理。
八、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专门委员会办理的议案，应将办理结果书面报告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并答复提案人。
九、有关机关和组织在收到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认真研究办理，并于收到建议、批评和意见后的半年内将处理结果直接答复代表，同时抄报省人大常委会。
十、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贵州省人民政府、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和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应经常检查督促有关单位认真办理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并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下一次会议前的两个月，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办理综合报告，同时
印发全体代表。
1988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