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交通部关于设立海事法院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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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交通部关于设立海事法院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交通部关于设立海事法院的通知
1984年5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交通部
上海、天津、青岛港务管理局、大连港口局、
广州海运管理局、长江航务管理局，上海、天津、山东、辽宁、广东、湖北省、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天津、青岛、大连、广州、长江水上运输法院筹备组：
为了适应我国海上运输和对外贸易事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行使我国海域司法管辖权，维护我国的权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经请示中央政法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天津、青岛、大连、广州、武汉等六个口岸城市设立海事专门法院。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以上海、天津、青岛、大连、广州、长江（驻武汉市）六个水上运输法院筹备组为基础，组建上海、天津、青岛、大连、广州和武汉海事法院。
海事法院设海事审判庭、海商审判庭、研究室、办公室等机构。根据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和交通部批准，可在院、部指定或委托管辖的港口，设派出法庭。
海事法院与中级人民法院同级，审理国内和涉外的第一审海事案件和海商案件，不受理刑事案件和一般民事案件。其上诉审法院为所在省、市高级人民法院。有关审判业务事宜，由上级人民法院监督和指导。
海事法院院长，由交通部提名，经征求所在省、市高级人民法院意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办理党内批准手续后，提请所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审判委员会委员，属于交通部管理名单的，由交通部提名，经征求所在省、市高级人民法院意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办理党内批准手续后，由海事法院院长提请所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不属于交通部管理名单的，由海事法院提名，经征求所在省、市高级人民法院意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办理党内批准手续后，由院长提请所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二）海事法院的人员编制，暂定为：上海、广州、武汉各六十人，天津、青岛、大连各四十人。要配备文化程度和政策水平较高、政治条件较好、具有一定海事、海商和法律专业知识、年富力强并有一定数量懂外文的干部担负各项业务工作。
（三）海事法院的人员编制、经费、物资装备（包括办公用房、干警宿舍、交通工具等），在未纳入政法系统以前，仍由交通部有关组建单位负担。
（四）请上海、天津、青岛港务管理局、大连港口局、广州海运管理局、长江航务管理局分别负责组建海事法院。按照上述条件配备干部，安排（建设）办公用房和调拨、购置办公用具等。交通部过去下达给各水上运输法院筹备组的基建、物资装备计划和经费管理办法继续有效，由海事法院使用。
（五）以水上运输高级法院筹备组为基础，在交通部设立“海事法院办公室”（局级），负责管理属于交通部管理名单的海事法院干部；编制和审核经费预决算、基建和物资装备计划；向最高人民法院和交通部提出设置派出法庭的建议；负责海事和海商方面的法制宣传；沟通、协调与有关部门的关系；等等。
（六）自1984年6月1日起，各海事法院宣告成立，并从10月1日开始受理案件。印章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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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神示证据制度
刘侨
内容摘要
神示证据制度作为人类证据制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阶段，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本文通过对其构成部分、历史轨迹以及社会背景的研究，对我们了解古代人类证据制度的严格以及法律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此外，神示证据制度的积极作用以及在现代证据制度的遗风往往被人忽视，本文将从神示证据制度本体及其价值方面予以揭示。
关键字：
神示证据制度 宣誓 神明裁判 心理与道德规制 社会秩序
人类证据制度的发展经历了神证、人证和物证三个阶段。而出现于人类奴隶社会的神示证据制度，即神证，作为原始诉讼形态裁判依据的第一道分水岭，并跨越数个世纪以致并残存至封建社会末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是显而易见的，生产力的落后导致生产方式的低级状态，这便是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最为本质的历史背景及原因。
可以设想，当人类还处于奴隶社会的“初始状态”中，思想意识的滞后导致认识能力的狭隘性。他们很难估量出他们视野以外的事物的存在方式，没有先进工具的辅助也就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周遭环境及自然小心谨慎的态度。神秘令他们不安，变化无常的天气、火山暴发、洪水的肆虐等激烈的自然现象使他们原本忐忑的心更加惶恐那些存在于他们感知范围之外的“生物”。这是“外界高等生物”的惩罚——智者们的猜测成了人们坚定的信仰，他们开始相信作为最高主宰者的神的存在，并无时无刻的监视着他们的行为。
而他们的想象却只能停留在他们的“所见所闻”，即他们所能掌控的生产工具，或许在此范围上略微有所拓展。生产技术的落后、生产方式的不合理直接决定了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就诉讼形态来说，由于缺乏相应的裁判资源，他们不得不求助于神明的“裁决”。正如美国学者霍贝尔所说：“从法律这一方面来说，一旦其手段不能收集到充分确凿的证据材料来解决案件的争议时，它便总是转而求助于宗教。在初民的法律中，通过占卜、赌咒、立誓和神判等方式求助于超自然来确定案件真实是非常普遍的。”【1】
一、神示证据制度的内涵与外延
关于神示证据制度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是根据神明的启示来判断证据并进而认定案件事实，解决诉讼的一种证据判断。”【2】何家弘认为，“是司法活动中
采取一定方式邀请神灵帮助司法官员判断案情，并且通过一定形式把神灵的旨意
采取一定方式邀请神灵帮助司法官员判断案情，并且通过一定形式把神灵的旨意表现出来，作为裁判依据。”【3】由此，笔者认为，神示证据制度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其证明效力源于神明的意思表示。神示证据制度之所以在当时被世人所采信，在于人们对神的追崇，进而认为神的意思表示具有与法律相当，甚至高于法律的效力。这一点在古希腊人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曾认为，“司法裁判的职责不能掌握在人的手中，而只能掌握在神的手中，法官之所以能就案件作出裁决，也是因为有神的帮助”【4】；第二，证据获取的方式为与神明进行假想性质的沟通。如宣誓即宣誓者与上帝或神进行心灵或灵魂上的沟通，火审水审等则是世人将当事人的身体送交神的一种托付；第三，其设置目的在于揭示案情“真相”，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途径；第四，与弹劾式诉讼制度密切相关。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处于消极的仲裁地位，只是起到主持审理过程的作用，而法庭只是请求神灵揭示案件事实的一种场所和工具。控诉由原告主动提出，且被告在处于与原告平等的地位上进行抗辩，而在案情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往往诉诸于神明的裁判；第五，作为统治阶级平息纠纷、稳定社会及司法秩序的工具。因神在当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故其所作出的裁决往往具有威慑力和公信力。
因而，可以将神示证据制度理解为：审判者通过反映神的意志的方式来作为其裁判诉讼争议事实的依据的制度。通过对神示证据制度的界定，不难看出其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以及宗教迷信的思想基础。恩格斯曾云：“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5】而正是这种停留在世人意识层面上的超人间力量的借助及运用构成了神示证据制度的本质。
按照目前主流观点，神示证据制度由宣誓和神明裁判两部分组成，亦有学者将其划分为神誓法和神判法，【6】但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所谓宣誓，即诉讼双方在陈述相冲突时，裁判者要求双方分别对神灵发誓，以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7】其中，宣誓者在宣誓过程中的表现被审判者看作是神灵意志的间接表现。如果宣誓者不敢发誓、表现出慌乱的神态或是口吃结巴，则被认为是某种神灵报应的迹象。究其实质是对宣誓者的一种心理强制，出于对信仰的强大压力或是恐惧以及道德的制约而形成内心矛盾的外化。
神明裁判即指，通过某种冠以神的名义的自然力量的方式，让当事人接受身体上的考验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方法。神明裁判的证明方式有很多，并且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如火审、水审、决斗等等。与宣誓对应，神明裁判则是采用对当事人的一种身体上的强制，这是一种对神力更为虔诚的笃信。由于其依靠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听之天命的客观力量，故其是对司法审判公正性的严重破坏。
二、宣誓
作为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部分时期诉讼活动取证来源的宣誓，在许多国家的法典、文书中均有明确的规定。
其中3800年前制定的《汉穆拉比法典》有诸多涉及。第20条，“倘奴隶从拘捕者之手脱逃，则此自由民应对奴隶主指神为誓，不负责任。”第126条，“设若某人并没有失落什么而声称自己失落了某物，并诬陷自己的邻居，则他的邻居应在神前发誓来揭穿他并没有失落什么，而他则应加倍偿还他的邻居自己所贪图的物品。”第131条，“倘自由民之妻被其夫发誓诬陷而她并为被破获有与其他男人同寝之事，则她应对神宣誓，并得回其家。”第226、227条：“如理发师不告知奴隶的主人而为奴隶剃落奴隶印记，则此理发师应断指。但是如果理发师因被自由民欺骗而剃落奴隶印记，则此理发师应宣誓：‘我非有意剃之’，从而就可免负刑事责任。”第249条，“设若某人租用牡牛，而神击中它以致倒毙，则租牛的人应凭神发誓并免除责任。”【8】
此外，《苏美尔法典》第7条规定：“引诱自由民之女离家外出，而女之父母知之者，则引诱此女之人应对神发誓云：‘彼实知情，过应在彼’。【9】《亚述法典》第8条：“如果有人破坏他的同伴间的大片田界，有人以誓言揭发他并证明他有罪，那么他应加倍交还他破坏而取得的田地；他应斩掉一指，受一百杖责，并应服王家劳役一整月。”【10】公元20世纪的埃什嫩那国王卑拉拉马的法典第2条：“倘自由民并无他人所负任何之债，而拘留他人之女奴为质，则女奴主人应对神宣誓说：‘我不负任何债务’，该自由民则应付出与女奴身价相等之银。”【11】另外，公元5世纪西欧墨洛温王朝《萨利克法》规定，在法庭上一方必须一丝不苟地按正确形式和姿势对神宣誓并提出指控。另一方按同样严格的方式对神宣誓并作出反驳。若一方出现形式上的错误，或陈述中出现口吃，则判其败诉。【12】而按照古日耳曼人的法律与习惯，也采取让各方当事人正式宣誓的方法进行裁判。【13】
在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也有关于宣誓制度的记载，如《周礼·秋官·司盟》：“有狱讼者，则使盟诅”，“日盟诅，各以其他地域之众庶，共有牲而改焉，既盟则为司盟共祈洒脯。”据《墨子·明鬼》记载，齐庄公下有王里国、中里徼二臣。二人打了3年的官司依然无果。于是让这两人各准备一头羊，并到齐国神社去宣誓。宣誓时刺羊出血，洒于祭坛，并让二人读誓词。王里国顺利读完了誓词，而中里徼的誓词只读到一半则被羊角触死。故判王里国胜诉。
在古代宣誓制度中，除了直接宣誓，即当事人自己宣誓外，还包含辅助宣誓。在涉及严重罪行的案件中，若双方均信誓旦旦，则要有他人进行辅助宣誓。这些人被称为旁证人或助誓人。他们要宣誓证明当事人的誓言是真实的，若他能顺利通过宣誓，则胜诉。关于辅助宣誓的规则在各国均有不同的规定，但大致上来讲，其数量是由案件争议事实性质的严重程度来决定的。【14】此外，他们无须了解案件争议事实，他们唯一需要了解的则是当事人的品行，并通过宣誓的方法予以
证明。同样辅助宣誓在一些法典中也有所规定，如《萨利克法典》第58条规定：
“如果有人杀了人而交出自己的所有财产，但还是不够偿付依法所该付的罚款，那么他必须提出12个共同宣誓人，他们将宣誓说‘在地上、在地下，除已交出的东西外，并没有其它任何财产。’”
这里，无论是直接宣誓还是辅助宣誓，其誓词内容往往有所规定。《汉穆拉比法典》第9条，“自由民遗失某物而发现其失物在另一自由民之手。倘占有此失物者云：‘此物由一卖者售与我，我在证人之前买得’，而失物之主亦云：‘我能提出指导此为我物之证人’，则买者应领到出售此物之卖者及购买时为之见证之证人；而失物之主人亦应提出知此为其失物的证人。法官应审理他们的案件，而交付买价时为之见证之证人及知此失物之证人，皆须究其所知，声明于神之前。卖者为窃贼，应处死；失物之主应收回其失物，买者应从卖者之家收回其所付之银。” 古日耳曼法也有类似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陈述必须宣誓：“我的陈述是真实的，毫无虚伪之处。”【15】公元9世纪英国“盎格鲁－萨克逊法律”中规定：“索赔被窃财物的原告誓词：‘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指控他就是盗窃我财物的人。这既不是出于仇恨、嫉妒或其它非法目的，也不是基于不实传言或信念。’被告人的誓词为：‘我在上帝面前宣誓，对于他对我的指控，我在行为和意图上都是无罪的。’助誓人的誓词为：‘我在上帝面前宣誓，他的誓词誓清白和真实的。’”
三、神明裁判
神明裁判作为古代神示证据制度的一部分，与宣誓有着一定的联系。两者虽都是审判者裁判的依据，但这种在现在看来极端荒谬、毫无意义且最为形式的裁判方法在当时却往往有着终局性的效力。出于一种将纷繁复杂的案件托付于神之最终处断的信念，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宣誓过后的下一审判环节。
就表现形式上看，神明裁判与宣誓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表现形式明显更为丰富。这里，笔者将择要进行列举和介绍：
水审，分为冷水审和沸水审。冷水审一般是指将被告人投入河水中，就其是否能摆脱困境而进行案件事实的裁判。《汉穆拉比法典》第2条：“设某人控他人行妖术，而又不能证实此事，则被控行妖术的人应走进河中。如果他能被河水制服，则揭发者可取得他的房屋；反之，如果河水为他剖白，使之安然无恙，则控他行妖术的人应被处死，而投河者取得揭发者的房屋。”第132条：“妇女与别的男子通奸案件，在这类案件中，妇女为了表白自己没有通奸，应投入河中，接受河水的考验。”此外，古日耳曼人将当事人的膝盖绑起来，再用一根绳系在腰部，慢慢放入水中。根据她的头发长度在绳上打个结，如果她的身体沉入水中的深度足以使那个绳结没入水中，则被告人清白。这是因为洗礼教派的“圣洁之水”不能容纳提供虚假证言的恶人。【16】而在我国云南的景颇族也有类似的裁判方法。当事人双方亲友帮助各出二三十头牛，送往山官处作抵押，然后在村寨头领的主持下，让当事人沿一根插入深水中的竹竿下潜，谁在水下潜的时间较长则视为有理并获得对方的牛。【17】至于沸水审是指通过将当事人的手伸入沸腾的水或油锅，事后观察其受伤程度来进行案件事实的裁判。如在我国云南景颇族、佤族和四川的彝族等让当事人在放有钱币的开水锅中捞钱币；贵州台江等地的苗族让当事人在混有黄蜡、牛油的开水中捞斧头。据《十六传》记载有一种名为“捞油”
的沸水审，是先将酥油倒入锅内，再用约两钱重的黑白石子各放一枚在锅里。将油烧开，原、被告用水和牛奶洗手后，便伸入油中捞取石子，捞着白子者则有理，反之无理。【18】
火审，通过让当事人接触火焰或被烧至滚烫的硬物，事后观察其受伤程度来进行案件事实的裁判。公元9世纪法兰克人的《麦玛威法》中规定：“凡犯盗窃罪必须交付审判。如在审判中为火所灼伤，即认为不能经受火的考验，处以死刑。反之，不为火所灼伤，则可允许其主人代付罚金，免处死刑。”中世纪的欧洲盛行一种“热铁审”，即牧师先给烧红的铁块洒上圣水并说道：“上帝保佑，圣父、圣子和圣灵请降临这块铁上，显示上帝的正确裁判吧！”再让被告人手持热铁走过9英寸的距离，最后被告人的手被包扎起来，三天后进行检查，若有溃烂的脓血则视为有罪。这与我国古代《南齐书》卷五十八列传第三十九记载十分类似：“扶南国‘无牢狱，有讼则……烧锁令赤，著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焦烂，无罪者不伤。’”
决斗，是指由争讼双方当事人进行搏击，以搏击的胜负结果来现示神意，并据以认定案件事实。【19】决斗主要在西方国家盛行，如丹麦国王弗罗陀曾下令要求一切争执都通过决斗来解决。条顿族要求控告人在“证人作证”和“以决斗作保证的证据”之间做出选择。其中以在法国盛行时间最长，一直持续到1818年才废除。决斗执行程序一般在法律中予以规制，如双方当事人社会地位必须相当或属于同一等级，农民是不配与封建领主决斗的。此外，决斗中所使用的器具也要视双方的社会地位而定。若双方是封建领主或绅士则可用剑和盾为武器来决斗，如果是农民则只能用木棍相互搏斗。【20】另外，一些国家在决斗前会让当事人对神宣读誓词，决斗中只允许休息3次，每次1小时，决斗要进行到一方被杀死为止。【21】
除上述以外，还有很多神明裁判方式在某一时期的某一地区盛行。如基督教式的十字形证明是指让原、被告面对面站立，两臂左右平伸，使身体呈十字形，接受上帝的考验。维持该姿势站立较为持久的一方即所言真实。以占卜的方式定罪量刑在我国奴隶社会国家曾予以适用，在我国商代的甲骨卜辞中记载：“贞：王闻唯辟？”“贞：王闻不唯辟？”另外还有大量的神明裁判方式不胜枚举，如规定于古印度《那罗陀法典》的毒审法、秤审法、圣谷审法、抽签审法，我国《论衡》中所记载的“以兽触罪”以及少数民族沿用至20世纪前期的嚼米、鸡蛋判、首或首、磨掌、扎手、吊簸、打头等神明裁判法。【22】
值得一提的是神明裁判在古代审判官的适用倾向性问题。根据上述介绍，当事人在神明裁判的考验下很难不受伤害，而倘若受到伤害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对接受考验的一方明显不利。因而，古代审判官对于神明裁判的适用一般是在案情严重或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并适用于嫌疑极大的当事人。
四、神示证据制度的正价值及其影响
正如柏拉图所预言：“诚然，在这当今世界上，神秘方法已不盛行。人们对
于神的信仰已经变化，于是法律也必须变化。”神示证据制度从12世纪开始走向衰落。1215年，欧洲天主教拉特兰大教会明令禁止使用神明裁判后，荷兰最早废除，随后法国于1260年，罗马帝国、英国于1290年相继废除该制度。【23】
神示证据制度在现在看来是荒谬愚昧的，其对司法公正的破坏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其之所以能横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人类历史两大阶段，其所蕴涵的正价值不容忽视。
首先，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神示证据制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的价值。就宣誓而言，仅仅通过被告人的一句誓言即可免责在现在来说是十分可笑的。然而这种制度却选择诞生在了人类初期对世界的初步探索与认识阶段，作为当时人类灵魂寄托的神使得宣誓笼上了庄严而神圣的外衣。由于人感受到自己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便将神与自然等同了起来，在定期举行的宗教祭祀活动中更加巩固和加强了神灵在人们心中高不可攀的地位以及无所不能的本领，这包括认为神能审视人类的行为甚至思想灵魂。也许是当时的这种主流思想使得几乎所有人都不会去怀疑神的存在和能力，这也就决定了宣誓对当事人的心理规制力。一句简单誓言对于他们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将会受到神的审视，而不诚实的陈述被视为对誓言的违背、对神的亵渎。这在某种程度上，这便形成了对撒谎者心理压力及道德的约束，他们在法庭上往往表现的神情紧张、忐忑不安。是心中思想斗争的外化使他不敢正视法官，以至于在念诵誓词时出现口吃、结巴等现象。而诚实者由于心中坦荡，故能无所顾忌的吐露事实，并表现出镇定的神态。
因此，神示证据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便在于借助神力对当事人，尤其是撒谎者所造成心理压制力。无论审判官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这种制度本身往往能起到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新论
胡波
引言：青少年犯罪问题一直被刑法理论界关注和热议，也是实务界重要且重视的方面。对该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广泛和深入，有许多观点已然在法律人中达成共识，诸如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对策等。但凡有关“道德、法律、教育”的原因分析，“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的责任厘清和“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等陈言旧辞……皆老生常谈，了无新意。虽然本人以《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新论》为题已无发挥的太大可能，但凿借先前学人的智慧之光，经过认真思索，在此对青少年犯罪的原因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并以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为对策。
青少年犯罪问题事关众多家庭的幸福和国运的兴衰，面对青少年犯罪数量剧增和罪质日趋严重的现实，如何减少青少年犯罪？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每一个法律学人应当以解决此问题为己任。虽然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较广泛和深入，但这是一个系统、庞杂的工程，仍需继续“建设”。就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本人从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微观分析和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这一工程贡献一份力量。
一、青少年犯罪原因微观分析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已系学界共识，即生理心理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和法制因素等①。但本人认为，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非青少年犯罪②，并且“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一说，将青少年犯罪产生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混为一论，不利于辨明因果关系，进而影响遏制青少年犯罪具体措施的制定和出台，因此，有必要对此细作区别和分析。
（一）、青少年犯罪原因微观分析的概念
青少年犯罪，必须具备一定的自身条件，只有具备这些条件，外部诱因方能诱发犯罪，这些共性条件才是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对这些条件进行条分缕析，从微观方面寻找原因即为青少年犯罪原因微观分析。
（二）、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微观内容
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微观内容包括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通说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也即行为人认知自己行为性质和后果，并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本人认为，“刑事责任能力”以“刑事行为能力”为基础③，通说揭示的仅是“刑事行为”构成的主观心理条件，并未揭示“刑事行为”构成的客观物质条件。自然人刑事行为能力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犯罪的两个“内部条件”：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这两个条件既是自然人刑事行为能力的构成要件，也是判定自然人是否具备刑事行为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的根本依据。现就这两个条件展开论述。
1．犯罪的生理条件是自然人具备犯罪行为能力的物质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进行暴力型犯罪所必须的力量条件，即产生力量的以下物质条件：达到一定量积累的身高和体重、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四肢。其中，进行性犯罪还必须具备已具有性交需求和性交能力的生殖器官（以初次遗精为标准）；二是进行智力型犯罪所必须的智力条件，即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大脑。犯罪的生理条件具有一定相对性，如：一名十四周岁的男孩对一名十周岁的儿童实施抢劫时一般具有生理条件（十岁男孩的体格较十四岁男孩强壮除外）；一名十四周岁的男孩对一名同龄男孩实施抢劫时是否具有生理条件难以判明；一名十四周岁的男孩对一名十七周的男孩实施抢劫时则一般不具有生理条件（十四岁男孩的体格较十七岁男孩强壮除外）；男孩抢劫女孩时是否具有生理条件则更为复杂。
2．犯罪的心理条件是指行为人具备相当的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认知能力，既是对行为侵害结果的认知，也是对法律后果的概括认知；控制能力是决定自己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能力。小孩将同伴推进水池，不知道同伴会被淹死，更不知道自己会被“公安叔叔抓起来”，其不具备犯罪心理条件；如果知道同伴会被淹死，也知道自己会被“公安叔叔抓起来”，则具备了一定犯罪心理条件；如果知道“会被公安叔叔枪毙”，则具备完全的犯罪心理条件。
前述案例引起本人对犯罪动因（动机）的思考。对前述案例再做一假设：该小孩将同伴推进水池仅为嬉戏，更说明了其不具备犯罪的心理条件；如果是为了报复曾经的一拳之仇，则说明了其积极追求行为后果，罪质较重。犯罪动因是犯罪所欲获得的心理需求，每个犯罪行为皆有动因（精神病人为无动因行为时不认为是犯罪），所有动因旨在满足某种心理需求，或拥有财富，或发泄仇恨和愤怒，或获取身心愉悦，不一而足。当内心的阻却和刑法的威慑都不能消除这一需求，且无其他途径获得满足，或虽有其他途径而不愿选择时，强烈的心理需求必然支配人作出犯罪行为。每个人都具有心理需求，有的选择合法方式来满足，有的选择违法行为来满足，也有的选择犯罪来满足。
（三）、青少年犯罪原因微观分析的意义
1．对青少年犯罪生理条件的分析，其现实意义在于：探索科学的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标准（详情见本文“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
2．对青少年犯罪心理条件和犯罪心理需求的分析，其现实意义在于：
（1）犯罪的心理条件仅揭示犯罪行为产生的过程，如果行为人不具备犯罪的生理条件，不能作为犯罪构成和刑事处罚的依据。
（2）减少或抑制青少年产生不健康的心理需求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可行方法之一。
（3）减少犯罪（和违法）的根本途径是：国家、社会提供较多的机会和选择来满足公民（尤其是青少年）以合法方式获得心理满足，如相对公平的生存、发展条件，相对公平的生产、生活物质资料分配体制和渠道通畅、公正高效的公力救济等。这一观点与“改善劳动阶级境况是最好和有效的刑事政策”不谋而合④。
综上所述，犯罪的生理条件与心理条件同时具备方可认定行为人具有刑事行为能力。青少年犯罪的外部条件（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和法制因素）只有通过干扰青少年犯罪的心理条件形成，并由国家、社会和家庭适时疏导青少年的犯罪心理需求才能遏制青少年犯罪。
二、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
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标准，即如何判定行为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其系国家决定对公民进行生杀予夺的首要标准，其科学与否关乎立法质量之高低，同时也决定刑罚对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的威慑力之强弱。
（一）、我国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标准的历史沿革
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标准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种，即以“犯罪时年龄”作为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和以“犯罪时身高”作为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在古代中国，秦朝法律采用“身高标准”，秦朝男低于六尺五寸、女低于六尺二寸的人犯罪，不负刑责或宽以刑责。汉律至今则采用“年龄标准”：汉律规定80岁以上和7岁以下的人犯罪免除刑罚（死刑除外），70至80岁和7岁至10岁的人犯罪减轻处罚⑤，该制度源于“恤刑”，更多地考虑以此贯彻和体现“尊老怜幼原则”，并非出于“刑事责任能力”的考量。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标准采用“年龄标准”，在此不作赘述。
“身高标准”和“年龄标准”一定程度反映了行为人是否具备犯罪能力和犯罪意识，二者的理论基础是：行为人的身高或年龄达到一定程度就具备了犯罪能力和犯罪意识，反之则未具备或未完全具备。自然人的犯罪能力和犯罪意识的产生、自然人身体发育和意志形成与自然人的年龄普遍呈正相关，而身高除了与身体发育、犯罪能力形成呈较为普遍的正相关外，与犯罪意识和犯罪意志的关联不大。这样来看，“刑事责任年龄标准”较“身高标准”显然科学许多。
（二）、刑事责任年龄提前之争
针对青少年犯罪低龄化、智能化、成人化及数量增多的现状，有法律学人主张将刑事责任年龄提前，具有代表性的理由是：
1．未成年人无论是体格还是心理智力、对问题的分析和是非对错的判断（能力）都已经达到了成人的水平，但由于受到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使其受到的刑罚与其所实施的行为不相符，削弱了法律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因此，针对现代青少年早熟的普遍现象，法律应考虑适当提前刑事责任年龄⑥。
2．立法机关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30年前的立法所作的规定是符合国内实情的，也体现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良好原则。然而时过境迁，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未成年人的生理发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⑦，刑法应当与时具进。
也有学人不赞成前述观点。刑事责任年龄不能提前的理由，具有代表性的是：
1．刑事责任年龄提前与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以教育、改造、挽救为主，以惩罚为辅的方针相背离⑧；
2．我国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现行规定是基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条件和我国的地理、气候条件，根据国家对少年儿童的政策作出的（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另外,该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适用（具有普遍性）⑨。
3．14岁以下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未成熟，缺乏对事物的客观判断与全面分析能力，自我控制力差，还需要父母的监护。14岁以下对法律也缺乏应有的概念与认识，对具体法律规定知之不多⑩。
4．刑事责任年龄设置过低，虽然有利于个案的解决，却难免有“重刑”之嫌，治理效果也不一定理想。即使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化生活的多元化影响，现在的孩子可能比以前 “早熟”，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实施的制裁也应当随之“提前”或者“升格”⑪。
（三）、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新标准之我见
1．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评价
本人既不支持现行刑法以“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唯一衡量犯罪刑事责任能力标准的一刀切老做法，也不支持“将刑事责任年龄提前”的新提法，因为二者的理论基础相同，都没有兼顾青少年犯罪的生理条件与心理条件形成。从古至今，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标准都存在“一刀切”现像。本人认为，“一刀切”虽然符合立法的“可操作性”要求，也是立法的普遍做法⑫
，但其本质是方便立法和方便司法。作为关乎生杀予夺大事的刑法，在可以分门别类适用主客观条件时，应当减少共性规定，增加更多的个性规定，也有必要规定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本人以前述“犯罪的生理条件与心理条件”为理论基础，就此略作论述。
目前无资料显示：人的生理和心里发育速度是否呈现同步的普遍规律。所以，无论是以“刑事责任年龄”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一刀切做法，还是以“身高”作为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过时做法，都未兼顾犯罪主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世界各国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都是采用“生活年龄”，而“生活年龄”不能客观反映人的生理发育程度和实际发育水平⑬，所以导致：已达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不一定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一定具有犯罪所必须的生理条件或心理条件，如发育迟缓的人；而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也可能具有犯罪所必须的生理条件或心理条件，比如，英国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为10岁（苏格兰地区为8岁），而《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过去3年内，英国10岁以下儿童犯罪案件超过6000起，其中包括2845宗刑事损害案件、1238起人身侵犯案件、1049起盗窃案、126起抢劫案、39起性侵犯案、6起强奸案等；24个孩子被控持有刀具或其他武器，其中年龄最小的才7岁⑭。人的发育具有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举一列:农村男生在过去10年间身高平均增长3.1cm，女生身高平均增长2.9cm，城市男生则平均增长3.8cm，女生平均增长3.3cm; 2004年7-22岁乡村学生身高各年龄段均低于城市学生（平均低2.6cm）; 2004年7-22岁乡村学生各年龄段体重普遍低于城市学生（平均低2.92Kg）; 19-22岁乡村学生胸围平均低于城市1.04cm……以上信息表明乡村学生发育水平落后，发育时间晚于城市学生⑮。因此，以“刑事责任（生活）年龄”认定“刑事责任能力”未兼顾自然人发育的个性和普遍性。虽然将“精神病人”作为例外的立法例，将“聋、哑、盲人”作为从轻处罚的立法列，但仍然不足以兼顾自然人发育的地区差异和越来越多的个性个体与群体的差异。
那么，以什么标准认定刑事责任能力较为科学呢？
2．现实生活中的启示
回答前述问题，可从以下现实生活获得启示。
在中国足坛“盛行”以大打小的现象，已经向其他体育领域渗透。中国乒乓球协会披露，在2009年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中，骨龄检测不合格的小球员达到34.7%。2009年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是今年中国乒协恢复在全国青少年乒乓球比赛中实施骨龄检测办法后的首次比赛，据统计，北方赛区有129人报名参赛，在骨龄检测中，58人不合格，其中9人被取消参赛资格；南方赛区有130人报名参赛，在骨龄检测中，32人不合格，19人被取消资格。在回答为何以骨龄检测球员的真实年龄时，湖北省体科所所长范家成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骨龄是指人体骨骼发育状态，用于测定生物年龄只是骨龄应用的一个方面。我们平时所说的一个人的年龄大小，是指生活年龄。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生物年龄与生活年龄大致相等。由于生物年龄（骨龄）受发育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骨龄与生活年龄并不完全一致：可以分为早熟（发育提前）、正常发育和晚熟（发育延缓）三种类型。通过对骨龄的检测，从中发现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状态。……比如说：某男童年龄11岁但是其骨龄12岁，这说明该男童虽然只有11岁，但是其发育速度较快，其身体的生理发育水平已经达到了12岁男童的水平。当然，也可以反过来，年龄11岁，骨龄10岁，这个孩子发育得比较慢。”○16
（四）、以骨龄（生物年龄）作为认定刑事行为能力生理条件的标准
1．骨龄的概念。骨龄是骨骼年龄的简称，借助于骨骼在X光摄像中的特定图像来确定。在了解人的骨龄情况时，通常要拍摄人左手手腕部的X光片，医生通过X光片观察左手掌指骨、腕骨及桡尺骨下端的骨化中心的发育程度，来确定骨龄○17。
2．骨龄的作用。骨龄反映人体生物学年龄，能比较准确估计人体的成熟度，当生活年龄相同的儿童学习能力不同时，经过骨龄鉴定可得知原因：学习能力较弱的儿童，其骨龄低于其生活年龄。骨龄还可以预测儿童成年后的身高、对疾病的诊断和监护等○18；本人在百度收索“骨龄与犯罪”一词，用时0.087秒，收索到通过骨龄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刑事责任年龄的案例达二百多起……
刘侨
内容摘要
神示证据制度作为人类证据制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阶段，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本文通过对其构成部分、历史轨迹以及社会背景的研究，对我们了解古代人类证据制度的严格以及法律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此外，神示证据制度的积极作用以及在现代证据制度的遗风往往被人忽视，本文将从神示证据制度本体及其价值方面予以揭示。
关键字：
神示证据制度 宣誓 神明裁判 心理与道德规制 社会秩序
人类证据制度的发展经历了神证、人证和物证三个阶段。而出现于人类奴隶社会的神示证据制度，即神证，作为原始诉讼形态裁判依据的第一道分水岭，并跨越数个世纪以致并残存至封建社会末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是显而易见的，生产力的落后导致生产方式的低级状态，这便是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最为本质的历史背景及原因。
可以设想，当人类还处于奴隶社会的“初始状态”中，思想意识的滞后导致认识能力的狭隘性。他们很难估量出他们视野以外的事物的存在方式，没有先进工具的辅助也就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周遭环境及自然小心谨慎的态度。神秘令他们不安，变化无常的天气、火山暴发、洪水的肆虐等激烈的自然现象使他们原本忐忑的心更加惶恐那些存在于他们感知范围之外的“生物”。这是“外界高等生物”的惩罚——智者们的猜测成了人们坚定的信仰，他们开始相信作为最高主宰者的神的存在，并无时无刻的监视着他们的行为。
而他们的想象却只能停留在他们的“所见所闻”，即他们所能掌控的生产工具，或许在此范围上略微有所拓展。生产技术的落后、生产方式的不合理直接决定了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就诉讼形态来说，由于缺乏相应的裁判资源，他们不得不求助于神明的“裁决”。正如美国学者霍贝尔所说：“从法律这一方面来说，一旦其手段不能收集到充分确凿的证据材料来解决案件的争议时，它便总是转而求助于宗教。在初民的法律中，通过占卜、赌咒、立誓和神判等方式求助于超自然来确定案件真实是非常普遍的。”【1】
一、神示证据制度的内涵与外延
关于神示证据制度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是根据神明的启示来判断证据并进而认定案件事实，解决诉讼的一种证据判断。”【2】何家弘认为，“是司法活动中
采取一定方式邀请神灵帮助司法官员判断案情，并且通过一定形式把神灵的旨意
采取一定方式邀请神灵帮助司法官员判断案情，并且通过一定形式把神灵的旨意表现出来，作为裁判依据。”【3】由此，笔者认为，神示证据制度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其证明效力源于神明的意思表示。神示证据制度之所以在当时被世人所采信，在于人们对神的追崇，进而认为神的意思表示具有与法律相当，甚至高于法律的效力。这一点在古希腊人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曾认为，“司法裁判的职责不能掌握在人的手中，而只能掌握在神的手中，法官之所以能就案件作出裁决，也是因为有神的帮助”【4】；第二，证据获取的方式为与神明进行假想性质的沟通。如宣誓即宣誓者与上帝或神进行心灵或灵魂上的沟通，火审水审等则是世人将当事人的身体送交神的一种托付；第三，其设置目的在于揭示案情“真相”，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途径；第四，与弹劾式诉讼制度密切相关。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处于消极的仲裁地位，只是起到主持审理过程的作用，而法庭只是请求神灵揭示案件事实的一种场所和工具。控诉由原告主动提出，且被告在处于与原告平等的地位上进行抗辩，而在案情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往往诉诸于神明的裁判；第五，作为统治阶级平息纠纷、稳定社会及司法秩序的工具。因神在当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故其所作出的裁决往往具有威慑力和公信力。
因而，可以将神示证据制度理解为：审判者通过反映神的意志的方式来作为其裁判诉讼争议事实的依据的制度。通过对神示证据制度的界定，不难看出其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以及宗教迷信的思想基础。恩格斯曾云：“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5】而正是这种停留在世人意识层面上的超人间力量的借助及运用构成了神示证据制度的本质。
按照目前主流观点，神示证据制度由宣誓和神明裁判两部分组成，亦有学者将其划分为神誓法和神判法，【6】但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所谓宣誓，即诉讼双方在陈述相冲突时，裁判者要求双方分别对神灵发誓，以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7】其中，宣誓者在宣誓过程中的表现被审判者看作是神灵意志的间接表现。如果宣誓者不敢发誓、表现出慌乱的神态或是口吃结巴，则被认为是某种神灵报应的迹象。究其实质是对宣誓者的一种心理强制，出于对信仰的强大压力或是恐惧以及道德的制约而形成内心矛盾的外化。
神明裁判即指，通过某种冠以神的名义的自然力量的方式，让当事人接受身体上的考验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方法。神明裁判的证明方式有很多，并且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如火审、水审、决斗等等。与宣誓对应，神明裁判则是采用对当事人的一种身体上的强制，这是一种对神力更为虔诚的笃信。由于其依靠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听之天命的客观力量，故其是对司法审判公正性的严重破坏。
二、宣誓
作为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部分时期诉讼活动取证来源的宣誓，在许多国家的法典、文书中均有明确的规定。
其中3800年前制定的《汉穆拉比法典》有诸多涉及。第20条，“倘奴隶从拘捕者之手脱逃，则此自由民应对奴隶主指神为誓，不负责任。”第126条，“设若某人并没有失落什么而声称自己失落了某物，并诬陷自己的邻居，则他的邻居应在神前发誓来揭穿他并没有失落什么，而他则应加倍偿还他的邻居自己所贪图的物品。”第131条，“倘自由民之妻被其夫发誓诬陷而她并为被破获有与其他男人同寝之事，则她应对神宣誓，并得回其家。”第226、227条：“如理发师不告知奴隶的主人而为奴隶剃落奴隶印记，则此理发师应断指。但是如果理发师因被自由民欺骗而剃落奴隶印记，则此理发师应宣誓：‘我非有意剃之’，从而就可免负刑事责任。”第249条，“设若某人租用牡牛，而神击中它以致倒毙，则租牛的人应凭神发誓并免除责任。”【8】
此外，《苏美尔法典》第7条规定：“引诱自由民之女离家外出，而女之父母知之者，则引诱此女之人应对神发誓云：‘彼实知情，过应在彼’。【9】《亚述法典》第8条：“如果有人破坏他的同伴间的大片田界，有人以誓言揭发他并证明他有罪，那么他应加倍交还他破坏而取得的田地；他应斩掉一指，受一百杖责，并应服王家劳役一整月。”【10】公元20世纪的埃什嫩那国王卑拉拉马的法典第2条：“倘自由民并无他人所负任何之债，而拘留他人之女奴为质，则女奴主人应对神宣誓说：‘我不负任何债务’，该自由民则应付出与女奴身价相等之银。”【11】另外，公元5世纪西欧墨洛温王朝《萨利克法》规定，在法庭上一方必须一丝不苟地按正确形式和姿势对神宣誓并提出指控。另一方按同样严格的方式对神宣誓并作出反驳。若一方出现形式上的错误，或陈述中出现口吃，则判其败诉。【12】而按照古日耳曼人的法律与习惯，也采取让各方当事人正式宣誓的方法进行裁判。【13】
在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也有关于宣誓制度的记载，如《周礼·秋官·司盟》：“有狱讼者，则使盟诅”，“日盟诅，各以其他地域之众庶，共有牲而改焉，既盟则为司盟共祈洒脯。”据《墨子·明鬼》记载，齐庄公下有王里国、中里徼二臣。二人打了3年的官司依然无果。于是让这两人各准备一头羊，并到齐国神社去宣誓。宣誓时刺羊出血，洒于祭坛，并让二人读誓词。王里国顺利读完了誓词，而中里徼的誓词只读到一半则被羊角触死。故判王里国胜诉。
在古代宣誓制度中，除了直接宣誓，即当事人自己宣誓外，还包含辅助宣誓。在涉及严重罪行的案件中，若双方均信誓旦旦，则要有他人进行辅助宣誓。这些人被称为旁证人或助誓人。他们要宣誓证明当事人的誓言是真实的，若他能顺利通过宣誓，则胜诉。关于辅助宣誓的规则在各国均有不同的规定，但大致上来讲，其数量是由案件争议事实性质的严重程度来决定的。【14】此外，他们无须了解案件争议事实，他们唯一需要了解的则是当事人的品行，并通过宣誓的方法予以
证明。同样辅助宣誓在一些法典中也有所规定，如《萨利克法典》第58条规定：
“如果有人杀了人而交出自己的所有财产，但还是不够偿付依法所该付的罚款，那么他必须提出12个共同宣誓人，他们将宣誓说‘在地上、在地下，除已交出的东西外，并没有其它任何财产。’”
这里，无论是直接宣誓还是辅助宣誓，其誓词内容往往有所规定。《汉穆拉比法典》第9条，“自由民遗失某物而发现其失物在另一自由民之手。倘占有此失物者云：‘此物由一卖者售与我，我在证人之前买得’，而失物之主亦云：‘我能提出指导此为我物之证人’，则买者应领到出售此物之卖者及购买时为之见证之证人；而失物之主人亦应提出知此为其失物的证人。法官应审理他们的案件，而交付买价时为之见证之证人及知此失物之证人，皆须究其所知，声明于神之前。卖者为窃贼，应处死；失物之主应收回其失物，买者应从卖者之家收回其所付之银。” 古日耳曼法也有类似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陈述必须宣誓：“我的陈述是真实的，毫无虚伪之处。”【15】公元9世纪英国“盎格鲁－萨克逊法律”中规定：“索赔被窃财物的原告誓词：‘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指控他就是盗窃我财物的人。这既不是出于仇恨、嫉妒或其它非法目的，也不是基于不实传言或信念。’被告人的誓词为：‘我在上帝面前宣誓，对于他对我的指控，我在行为和意图上都是无罪的。’助誓人的誓词为：‘我在上帝面前宣誓，他的誓词誓清白和真实的。’”
三、神明裁判
神明裁判作为古代神示证据制度的一部分，与宣誓有着一定的联系。两者虽都是审判者裁判的依据，但这种在现在看来极端荒谬、毫无意义且最为形式的裁判方法在当时却往往有着终局性的效力。出于一种将纷繁复杂的案件托付于神之最终处断的信念，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宣誓过后的下一审判环节。
就表现形式上看，神明裁判与宣誓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表现形式明显更为丰富。这里，笔者将择要进行列举和介绍：
水审，分为冷水审和沸水审。冷水审一般是指将被告人投入河水中，就其是否能摆脱困境而进行案件事实的裁判。《汉穆拉比法典》第2条：“设某人控他人行妖术，而又不能证实此事，则被控行妖术的人应走进河中。如果他能被河水制服，则揭发者可取得他的房屋；反之，如果河水为他剖白，使之安然无恙，则控他行妖术的人应被处死，而投河者取得揭发者的房屋。”第132条：“妇女与别的男子通奸案件，在这类案件中，妇女为了表白自己没有通奸，应投入河中，接受河水的考验。”此外，古日耳曼人将当事人的膝盖绑起来，再用一根绳系在腰部，慢慢放入水中。根据她的头发长度在绳上打个结，如果她的身体沉入水中的深度足以使那个绳结没入水中，则被告人清白。这是因为洗礼教派的“圣洁之水”不能容纳提供虚假证言的恶人。【16】而在我国云南的景颇族也有类似的裁判方法。当事人双方亲友帮助各出二三十头牛，送往山官处作抵押，然后在村寨头领的主持下，让当事人沿一根插入深水中的竹竿下潜，谁在水下潜的时间较长则视为有理并获得对方的牛。【17】至于沸水审是指通过将当事人的手伸入沸腾的水或油锅，事后观察其受伤程度来进行案件事实的裁判。如在我国云南景颇族、佤族和四川的彝族等让当事人在放有钱币的开水锅中捞钱币；贵州台江等地的苗族让当事人在混有黄蜡、牛油的开水中捞斧头。据《十六传》记载有一种名为“捞油”
的沸水审，是先将酥油倒入锅内，再用约两钱重的黑白石子各放一枚在锅里。将油烧开，原、被告用水和牛奶洗手后，便伸入油中捞取石子，捞着白子者则有理，反之无理。【18】
火审，通过让当事人接触火焰或被烧至滚烫的硬物，事后观察其受伤程度来进行案件事实的裁判。公元9世纪法兰克人的《麦玛威法》中规定：“凡犯盗窃罪必须交付审判。如在审判中为火所灼伤，即认为不能经受火的考验，处以死刑。反之，不为火所灼伤，则可允许其主人代付罚金，免处死刑。”中世纪的欧洲盛行一种“热铁审”，即牧师先给烧红的铁块洒上圣水并说道：“上帝保佑，圣父、圣子和圣灵请降临这块铁上，显示上帝的正确裁判吧！”再让被告人手持热铁走过9英寸的距离，最后被告人的手被包扎起来，三天后进行检查，若有溃烂的脓血则视为有罪。这与我国古代《南齐书》卷五十八列传第三十九记载十分类似：“扶南国‘无牢狱，有讼则……烧锁令赤，著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焦烂，无罪者不伤。’”
决斗，是指由争讼双方当事人进行搏击，以搏击的胜负结果来现示神意，并据以认定案件事实。【19】决斗主要在西方国家盛行，如丹麦国王弗罗陀曾下令要求一切争执都通过决斗来解决。条顿族要求控告人在“证人作证”和“以决斗作保证的证据”之间做出选择。其中以在法国盛行时间最长，一直持续到1818年才废除。决斗执行程序一般在法律中予以规制，如双方当事人社会地位必须相当或属于同一等级，农民是不配与封建领主决斗的。此外，决斗中所使用的器具也要视双方的社会地位而定。若双方是封建领主或绅士则可用剑和盾为武器来决斗，如果是农民则只能用木棍相互搏斗。【20】另外，一些国家在决斗前会让当事人对神宣读誓词，决斗中只允许休息3次，每次1小时，决斗要进行到一方被杀死为止。【21】
除上述以外，还有很多神明裁判方式在某一时期的某一地区盛行。如基督教式的十字形证明是指让原、被告面对面站立，两臂左右平伸，使身体呈十字形，接受上帝的考验。维持该姿势站立较为持久的一方即所言真实。以占卜的方式定罪量刑在我国奴隶社会国家曾予以适用，在我国商代的甲骨卜辞中记载：“贞：王闻唯辟？”“贞：王闻不唯辟？”另外还有大量的神明裁判方式不胜枚举，如规定于古印度《那罗陀法典》的毒审法、秤审法、圣谷审法、抽签审法，我国《论衡》中所记载的“以兽触罪”以及少数民族沿用至20世纪前期的嚼米、鸡蛋判、首或首、磨掌、扎手、吊簸、打头等神明裁判法。【22】
值得一提的是神明裁判在古代审判官的适用倾向性问题。根据上述介绍，当事人在神明裁判的考验下很难不受伤害，而倘若受到伤害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对接受考验的一方明显不利。因而，古代审判官对于神明裁判的适用一般是在案情严重或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并适用于嫌疑极大的当事人。
四、神示证据制度的正价值及其影响
正如柏拉图所预言：“诚然，在这当今世界上，神秘方法已不盛行。人们对
于神的信仰已经变化，于是法律也必须变化。”神示证据制度从12世纪开始走向衰落。1215年，欧洲天主教拉特兰大教会明令禁止使用神明裁判后，荷兰最早废除，随后法国于1260年，罗马帝国、英国于1290年相继废除该制度。【23】
神示证据制度在现在看来是荒谬愚昧的，其对司法公正的破坏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其之所以能横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人类历史两大阶段，其所蕴涵的正价值不容忽视。
首先，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神示证据制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的价值。就宣誓而言，仅仅通过被告人的一句誓言即可免责在现在来说是十分可笑的。然而这种制度却选择诞生在了人类初期对世界的初步探索与认识阶段，作为当时人类灵魂寄托的神使得宣誓笼上了庄严而神圣的外衣。由于人感受到自己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便将神与自然等同了起来，在定期举行的宗教祭祀活动中更加巩固和加强了神灵在人们心中高不可攀的地位以及无所不能的本领，这包括认为神能审视人类的行为甚至思想灵魂。也许是当时的这种主流思想使得几乎所有人都不会去怀疑神的存在和能力，这也就决定了宣誓对当事人的心理规制力。一句简单誓言对于他们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将会受到神的审视，而不诚实的陈述被视为对誓言的违背、对神的亵渎。这在某种程度上，这便形成了对撒谎者心理压力及道德的约束，他们在法庭上往往表现的神情紧张、忐忑不安。是心中思想斗争的外化使他不敢正视法官，以至于在念诵誓词时出现口吃、结巴等现象。而诚实者由于心中坦荡，故能无所顾忌的吐露事实，并表现出镇定的神态。
因此，神示证据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便在于借助神力对当事人，尤其是撒谎者所造成心理压制力。无论审判官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这种制度本身往往能起到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新论
胡波
引言：青少年犯罪问题一直被刑法理论界关注和热议，也是实务界重要且重视的方面。对该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广泛和深入，有许多观点已然在法律人中达成共识，诸如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对策等。但凡有关“道德、法律、教育”的原因分析，“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的责任厘清和“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等陈言旧辞……皆老生常谈，了无新意。虽然本人以《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新论》为题已无发挥的太大可能，但凿借先前学人的智慧之光，经过认真思索，在此对青少年犯罪的原因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并以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为对策。
青少年犯罪问题事关众多家庭的幸福和国运的兴衰，面对青少年犯罪数量剧增和罪质日趋严重的现实，如何减少青少年犯罪？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每一个法律学人应当以解决此问题为己任。虽然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较广泛和深入，但这是一个系统、庞杂的工程，仍需继续“建设”。就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本人从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微观分析和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这一工程贡献一份力量。
一、青少年犯罪原因微观分析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已系学界共识，即生理心理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和法制因素等①。但本人认为，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非青少年犯罪②，并且“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一说，将青少年犯罪产生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混为一论，不利于辨明因果关系，进而影响遏制青少年犯罪具体措施的制定和出台，因此，有必要对此细作区别和分析。
（一）、青少年犯罪原因微观分析的概念
青少年犯罪，必须具备一定的自身条件，只有具备这些条件，外部诱因方能诱发犯罪，这些共性条件才是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对这些条件进行条分缕析，从微观方面寻找原因即为青少年犯罪原因微观分析。
（二）、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微观内容
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微观内容包括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通说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也即行为人认知自己行为性质和后果，并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本人认为，“刑事责任能力”以“刑事行为能力”为基础③，通说揭示的仅是“刑事行为”构成的主观心理条件，并未揭示“刑事行为”构成的客观物质条件。自然人刑事行为能力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犯罪的两个“内部条件”：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这两个条件既是自然人刑事行为能力的构成要件，也是判定自然人是否具备刑事行为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的根本依据。现就这两个条件展开论述。
1．犯罪的生理条件是自然人具备犯罪行为能力的物质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进行暴力型犯罪所必须的力量条件，即产生力量的以下物质条件：达到一定量积累的身高和体重、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四肢。其中，进行性犯罪还必须具备已具有性交需求和性交能力的生殖器官（以初次遗精为标准）；二是进行智力型犯罪所必须的智力条件，即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大脑。犯罪的生理条件具有一定相对性，如：一名十四周岁的男孩对一名十周岁的儿童实施抢劫时一般具有生理条件（十岁男孩的体格较十四岁男孩强壮除外）；一名十四周岁的男孩对一名同龄男孩实施抢劫时是否具有生理条件难以判明；一名十四周岁的男孩对一名十七周的男孩实施抢劫时则一般不具有生理条件（十四岁男孩的体格较十七岁男孩强壮除外）；男孩抢劫女孩时是否具有生理条件则更为复杂。
2．犯罪的心理条件是指行为人具备相当的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认知能力，既是对行为侵害结果的认知，也是对法律后果的概括认知；控制能力是决定自己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能力。小孩将同伴推进水池，不知道同伴会被淹死，更不知道自己会被“公安叔叔抓起来”，其不具备犯罪心理条件；如果知道同伴会被淹死，也知道自己会被“公安叔叔抓起来”，则具备了一定犯罪心理条件；如果知道“会被公安叔叔枪毙”，则具备完全的犯罪心理条件。
前述案例引起本人对犯罪动因（动机）的思考。对前述案例再做一假设：该小孩将同伴推进水池仅为嬉戏，更说明了其不具备犯罪的心理条件；如果是为了报复曾经的一拳之仇，则说明了其积极追求行为后果，罪质较重。犯罪动因是犯罪所欲获得的心理需求，每个犯罪行为皆有动因（精神病人为无动因行为时不认为是犯罪），所有动因旨在满足某种心理需求，或拥有财富，或发泄仇恨和愤怒，或获取身心愉悦，不一而足。当内心的阻却和刑法的威慑都不能消除这一需求，且无其他途径获得满足，或虽有其他途径而不愿选择时，强烈的心理需求必然支配人作出犯罪行为。每个人都具有心理需求，有的选择合法方式来满足，有的选择违法行为来满足，也有的选择犯罪来满足。
（三）、青少年犯罪原因微观分析的意义
1．对青少年犯罪生理条件的分析，其现实意义在于：探索科学的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标准（详情见本文“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
2．对青少年犯罪心理条件和犯罪心理需求的分析，其现实意义在于：
（1）犯罪的心理条件仅揭示犯罪行为产生的过程，如果行为人不具备犯罪的生理条件，不能作为犯罪构成和刑事处罚的依据。
（2）减少或抑制青少年产生不健康的心理需求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可行方法之一。
（3）减少犯罪（和违法）的根本途径是：国家、社会提供较多的机会和选择来满足公民（尤其是青少年）以合法方式获得心理满足，如相对公平的生存、发展条件，相对公平的生产、生活物质资料分配体制和渠道通畅、公正高效的公力救济等。这一观点与“改善劳动阶级境况是最好和有效的刑事政策”不谋而合④。
综上所述，犯罪的生理条件与心理条件同时具备方可认定行为人具有刑事行为能力。青少年犯罪的外部条件（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和法制因素）只有通过干扰青少年犯罪的心理条件形成，并由国家、社会和家庭适时疏导青少年的犯罪心理需求才能遏制青少年犯罪。
二、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
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标准，即如何判定行为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其系国家决定对公民进行生杀予夺的首要标准，其科学与否关乎立法质量之高低，同时也决定刑罚对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的威慑力之强弱。
（一）、我国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标准的历史沿革
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标准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种，即以“犯罪时年龄”作为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和以“犯罪时身高”作为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在古代中国，秦朝法律采用“身高标准”，秦朝男低于六尺五寸、女低于六尺二寸的人犯罪，不负刑责或宽以刑责。汉律至今则采用“年龄标准”：汉律规定80岁以上和7岁以下的人犯罪免除刑罚（死刑除外），70至80岁和7岁至10岁的人犯罪减轻处罚⑤，该制度源于“恤刑”，更多地考虑以此贯彻和体现“尊老怜幼原则”，并非出于“刑事责任能力”的考量。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标准采用“年龄标准”，在此不作赘述。
“身高标准”和“年龄标准”一定程度反映了行为人是否具备犯罪能力和犯罪意识，二者的理论基础是：行为人的身高或年龄达到一定程度就具备了犯罪能力和犯罪意识，反之则未具备或未完全具备。自然人的犯罪能力和犯罪意识的产生、自然人身体发育和意志形成与自然人的年龄普遍呈正相关，而身高除了与身体发育、犯罪能力形成呈较为普遍的正相关外，与犯罪意识和犯罪意志的关联不大。这样来看，“刑事责任年龄标准”较“身高标准”显然科学许多。
（二）、刑事责任年龄提前之争
针对青少年犯罪低龄化、智能化、成人化及数量增多的现状，有法律学人主张将刑事责任年龄提前，具有代表性的理由是：
1．未成年人无论是体格还是心理智力、对问题的分析和是非对错的判断（能力）都已经达到了成人的水平，但由于受到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使其受到的刑罚与其所实施的行为不相符，削弱了法律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因此，针对现代青少年早熟的普遍现象，法律应考虑适当提前刑事责任年龄⑥。
2．立法机关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30年前的立法所作的规定是符合国内实情的，也体现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良好原则。然而时过境迁，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未成年人的生理发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⑦，刑法应当与时具进。
也有学人不赞成前述观点。刑事责任年龄不能提前的理由，具有代表性的是：
1．刑事责任年龄提前与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以教育、改造、挽救为主，以惩罚为辅的方针相背离⑧；
2．我国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现行规定是基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条件和我国的地理、气候条件，根据国家对少年儿童的政策作出的（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另外,该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适用（具有普遍性）⑨。
3．14岁以下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未成熟，缺乏对事物的客观判断与全面分析能力，自我控制力差，还需要父母的监护。14岁以下对法律也缺乏应有的概念与认识，对具体法律规定知之不多⑩。
4．刑事责任年龄设置过低，虽然有利于个案的解决，却难免有“重刑”之嫌，治理效果也不一定理想。即使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化生活的多元化影响，现在的孩子可能比以前 “早熟”，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实施的制裁也应当随之“提前”或者“升格”⑪。
（三）、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新标准之我见
1．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评价
本人既不支持现行刑法以“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唯一衡量犯罪刑事责任能力标准的一刀切老做法，也不支持“将刑事责任年龄提前”的新提法，因为二者的理论基础相同，都没有兼顾青少年犯罪的生理条件与心理条件形成。从古至今，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标准都存在“一刀切”现像。本人认为，“一刀切”虽然符合立法的“可操作性”要求，也是立法的普遍做法⑫
，但其本质是方便立法和方便司法。作为关乎生杀予夺大事的刑法，在可以分门别类适用主客观条件时，应当减少共性规定，增加更多的个性规定，也有必要规定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本人以前述“犯罪的生理条件与心理条件”为理论基础，就此略作论述。
目前无资料显示：人的生理和心里发育速度是否呈现同步的普遍规律。所以，无论是以“刑事责任年龄”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一刀切做法，还是以“身高”作为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过时做法，都未兼顾犯罪主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世界各国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都是采用“生活年龄”，而“生活年龄”不能客观反映人的生理发育程度和实际发育水平⑬，所以导致：已达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不一定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一定具有犯罪所必须的生理条件或心理条件，如发育迟缓的人；而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也可能具有犯罪所必须的生理条件或心理条件，比如，英国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为10岁（苏格兰地区为8岁），而《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过去3年内，英国10岁以下儿童犯罪案件超过6000起，其中包括2845宗刑事损害案件、1238起人身侵犯案件、1049起盗窃案、126起抢劫案、39起性侵犯案、6起强奸案等；24个孩子被控持有刀具或其他武器，其中年龄最小的才7岁⑭。人的发育具有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举一列:农村男生在过去10年间身高平均增长3.1cm，女生身高平均增长2.9cm，城市男生则平均增长3.8cm，女生平均增长3.3cm; 2004年7-22岁乡村学生身高各年龄段均低于城市学生（平均低2.6cm）; 2004年7-22岁乡村学生各年龄段体重普遍低于城市学生（平均低2.92Kg）; 19-22岁乡村学生胸围平均低于城市1.04cm……以上信息表明乡村学生发育水平落后，发育时间晚于城市学生⑮。因此，以“刑事责任（生活）年龄”认定“刑事责任能力”未兼顾自然人发育的个性和普遍性。虽然将“精神病人”作为例外的立法例，将“聋、哑、盲人”作为从轻处罚的立法列，但仍然不足以兼顾自然人发育的地区差异和越来越多的个性个体与群体的差异。
那么，以什么标准认定刑事责任能力较为科学呢？
2．现实生活中的启示
回答前述问题，可从以下现实生活获得启示。
在中国足坛“盛行”以大打小的现象，已经向其他体育领域渗透。中国乒乓球协会披露，在2009年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中，骨龄检测不合格的小球员达到34.7%。2009年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是今年中国乒协恢复在全国青少年乒乓球比赛中实施骨龄检测办法后的首次比赛，据统计，北方赛区有129人报名参赛，在骨龄检测中，58人不合格，其中9人被取消参赛资格；南方赛区有130人报名参赛，在骨龄检测中，32人不合格，19人被取消资格。在回答为何以骨龄检测球员的真实年龄时，湖北省体科所所长范家成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骨龄是指人体骨骼发育状态，用于测定生物年龄只是骨龄应用的一个方面。我们平时所说的一个人的年龄大小，是指生活年龄。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生物年龄与生活年龄大致相等。由于生物年龄（骨龄）受发育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骨龄与生活年龄并不完全一致：可以分为早熟（发育提前）、正常发育和晚熟（发育延缓）三种类型。通过对骨龄的检测，从中发现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状态。……比如说：某男童年龄11岁但是其骨龄12岁，这说明该男童虽然只有11岁，但是其发育速度较快，其身体的生理发育水平已经达到了12岁男童的水平。当然，也可以反过来，年龄11岁，骨龄10岁，这个孩子发育得比较慢。”○16
（四）、以骨龄（生物年龄）作为认定刑事行为能力生理条件的标准
1．骨龄的概念。骨龄是骨骼年龄的简称，借助于骨骼在X光摄像中的特定图像来确定。在了解人的骨龄情况时，通常要拍摄人左手手腕部的X光片，医生通过X光片观察左手掌指骨、腕骨及桡尺骨下端的骨化中心的发育程度，来确定骨龄○17。
2．骨龄的作用。骨龄反映人体生物学年龄，能比较准确估计人体的成熟度，当生活年龄相同的儿童学习能力不同时，经过骨龄鉴定可得知原因：学习能力较弱的儿童，其骨龄低于其生活年龄。骨龄还可以预测儿童成年后的身高、对疾病的诊断和监护等○18；本人在百度收索“骨龄与犯罪”一词，用时0.087秒，收索到通过骨龄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刑事责任年龄的案例达二百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