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布《港口工程基桩静载荷试验规程》(JTJ255—2002)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4 14:29:54 浏览:9663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关于发布《港口工程基桩静载荷试验规程》(JTJ255—2002)的通知
交通部文件
交水发[2002]607号
关于发布《港口工程基桩静载荷试验规程》(JTJ255—2002)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局、委)，长江、珠江航务管理局及有关企事业单位：
由我部组织武汉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制定的《港口工程基桩静载荷试验规程》，业经审查通过，现批准为强制性行业标准，编号为JTJ255—2002，自2003年4月1日起施行。
本规范由交通部水运司负责管理和解释，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章）
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我国犯罪被害人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周顺保
一、 我国犯罪被害人法律保护存在的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虽然在犯罪被害人的法律保护方面有重大进步，顺应了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趋势。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
（一）、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1）没有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上诉的权利；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仅对第一审判决、裁定中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有上诉的权利；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而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不享有上诉权，其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只能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使被害人对犯罪的追诉权受到一定限制。造成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差异，不利于被害人完全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2）对被害人委托代理人权限的规定不够明确。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犯罪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刑事诉讼，并享有对这一规定的知悉权。但是，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仅规定了诉讼代理人的范围，没有涉及诉讼代理人的权限，使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与被告人的辩护人的权限不对等、不均衡。（3）对被害人的控告权、被害人不服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权的保护，以及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等方面，也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二）、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1）对被害人的赔偿，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但被害人的损失往往因被告人经济困难等原因，得不到补偿或不能得到有效的补偿。还有的被害人则为了得到经济上的补偿，放弃了对犯罪人的追诉，而与犯罪人“私了”，使被害人的权益得不到实际保护。（2）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将被害人规定为当事人，赋予其当事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但由于司法人员的观念、素质的差异，往往对人身权利遭受犯罪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较为重视，而对财产权利遭受犯罪的被害人仅作一般证人对待，剥夺或者变相剥夺被害人应享有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3）在对被害人的社会保护方面，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被害人服务机构，在对被害人的支助、提供心理咨询、生理医疗等社会保护方面比较缺乏。
二、 我国犯罪被害人法律保护的对策
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后，实现被害人权利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迫切需要。考虑我国的国情，借鉴各国关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立法，应当进一步加强我国法律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一）、赋予犯罪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上诉权
是否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争议的焦点。持反对意见的观点认为，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会导致上诉案件数量增加，造成滥诉，使上诉不加刑原则名存实亡。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为当事人，赋予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应当体现在刑事诉讼的始终。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必然会使被害人权利与被告人权利处于不对等。虽然法律规定被害人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但由于国家公诉人员对客观事实认识的方法、手段和程度可能会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不可能具有同被害人一样的对犯罪过程的感知和对犯罪后果的感受。同时，检察机关是否抗诉并不一定取决于被害人的主张，一旦检察机关不抗诉，被害人的主张就不能实现。
至于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否会影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执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诉不加刑”原则只适用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不适用这一原则。同时，实现刑事诉讼的民主性不应局限于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还应注意维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二）、完善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
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之一，其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应有同等的诉讼地位和对等的诉讼权利。推而及至，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也应与被告人的辩护人享有对等的诉讼权利。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看，虽然较原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但对委托代理人参与诉讼权限的规定是不明确的。因此，应完善有关规定，力求被害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的权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的权限对等、均衡，以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三）、加强对被害人获得赔偿权利的保障
给予被害人不同形式和不同来源的经济补偿或赔偿，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平复或减轻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后果，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政策和社会政策保护被害人的一个非常普遍的潮流。根据《联合国为犯罪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欧美许多国家在立法中都规定将被告人对被害人的赔偿作为一种独立的刑事处罚，并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形成了被告人赔偿与国家补偿相结合的对被害人补救的制度体系。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是通过刑事犯罪附带民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的。司法实践中，一般采取一次性赔偿原则，如果被告人经济上有困难，则予以减免。由于被害人能否获得赔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告人的经济能力。因此，被害人往往得不到赔偿，或其得到的赔偿十分有限，不足以弥补犯罪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害。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作法，一是刑事诉讼法规定扩大赔偿的范围，既考虑被害人的损失，也考虑被害人的家人及受养人因此带来的损失。明确规定赔偿方式、赔偿期限和对判决的执行方式，保证判决的执行效力。二是建立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加重国家在控制犯罪和对被害人方面的责任，使不能获得被告人赔偿的被害人得到国家的补偿。
（四）积极推行司法改革，切实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一部重要的人权保障法。然而对人权的保障力度不仅要体现在立法上，还要体现在司法上，使人权在司法现实中得到切实的保障。因此，要强化司法人员的程序意识和程序法制观念，强化对“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的认识，使其在刑事诉讼中依法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要积极贯彻我国制定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大力推进司法改革，保证司法机关公正地行使职权，依法保障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不断向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表见代理的司法认定
冯明超
表见代理制度是传统民法上代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保护相对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交易安全，促进民事流转的顺畅进行。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但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表见代理案例表明，无权代理人借代理之名行侵占财物之实，相当多的“本人”被法院判令承担民事责任。有的法院为了加强对相对人合法利益的保护，提出“追偿”一说，只要能与表见代理沾上边都认定为表见代理，由本人向相对人给付后，再按照侵权之债向无权代理人追偿。笔者认为姑且不说本人能否从行为人处追回财物而蒙受巨大损失，单就“追偿”一说缺乏理论支持，于法于理都不通，与表见代理制度的宗旨和公平原则明显相悖。还有的部分法院不能准确把握表见代理的三个构成要件，只注意到代理权的客观表象，疏于对第三人的善意过失进行严格审查，导致错判，甚至与 “本人” 毫无关系的犯罪行为 ，也被法院判令对犯罪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也不鲜见，这给有的当事带来的完全就是一场灾难。为何会出见这种情况？这是因为我国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民事立法和理论研究还是比较滞后，这种滞后给审判实践带来了一些困难和问题，法院在审里中因对该制度理解不透，本文拟就表见代理的认定进行探讨，以期有益于审判。
一、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表见代理的三个构成要件，应认定为表见代理。即，一是无权代理人没有获得本人的授权；二是无权代理人同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有效要件和代理行为的表面特征，即行为人具有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三是相对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错。所谓“相对人善意且无过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行为属于代理权限内的行为。第二，相对人并无过错，即相对人已尽了充分的注意，仍无法否认行为人的代理权。一般而言，相对人应对代理人有无代理权加以慎重地审查。如相对人因轻信代理人有代理权而为之，或者因疏忽大意而未对行为人的代理资格或代理权进行审查而相信行为人的代理权，不能成立表见代理，即本人对此不负授权人的责任。
二、表见代理与狭义的无权代理的区别
从实质上讲，表见代理是一种无权代理，但是与合同法第四十八规定的狭义的无权代理有明显的区别。首先，从被代理人的角度看，表见代理与狭义的无权代理是一致的，即代理人所实施的行为超越代理权，或者没有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经终止。但是从相对人的角度看，表见代理与狭义的无权代理有着明显的区别：表见代理具有有权代理的全部要件，相对人即使尽了充分注意的义务仍然无法知道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是否超越代理权、没有代理权或者其代理权已经终止的行为；狭义的无权代理是指被代理人、代理人和相对人三方当事人，都能确定的知道代理人所实施的民事行为是在超越代理权、没有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经终止的情况下进行的，而相对人仍然与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民事行为。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是被代理人承担责任；狭义的无权代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由行为人（代理人）承担责任，只有经被代理人追认的，被代理人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相对人善意且无过错”
司法实践中法官如何判断“相对人善意且无过错”呢？应当综合考虑法律行为发生的原因、条件、环境因素、行为人的职业特征、假象的掩蔽程度和普通人对假象的认知程度等多种因素予以分析认定。
四、案例
举一实例，让我们看一看最高人民法院对“代理权的客观表象”“相对人善意无过错” 是如何判断认识的？
合利公司在以东方公司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和抵押的过程中，出具了东方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贷款证及全套贷款资料，在客观上形成了合利公司具有申请贷款和提供抵押的代理权表象。尽管东方公司在合利公司与庐州信用社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之前，曾函告合利公司的丁华荣收回其授权委托，以及丁华荣回函称其所拿东方公司印章仅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之用，但上述函件往来行为并未对外公示，且东方公司在合利公司在以其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之前也未实际收回公章、贷款证等物品，故东方公司的撤销委托授权行为未能改变前述合利公司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
庐州信用社首次对东方公司发放大额贷款，未根据《贷款通则》关于对首次贷款的企业应当审查其上年度的财务报告的规定对东方公司的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查，也未按照《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中关于中外合资企业的房地产抵押须经董事会通过之规定，要求合利公司提供东方公司董事会同意抵押贷款的批准文件。该事实表明，庐州信用社在审查东方公司贷款资格时存在疏忽或懈怠，同时抵押物明显存在权利瑕疵。此外，庐州信用社同意接受丁华荣以该3500万元借款中的500万元偿还合利公司的关联公司即华侨公司在其处的借款利息，这不仅违返了《贷款通则》第25条关于“不得发贷贷款用于收取利息”禁止性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庐州信用社与丁华荣之间存在主观上恶意串通和客观上损害东方公司利益的行为。因此在判断合利公司是否具有表见代理权问题上，相对人庐州信用社存在疏忽懈怠的重大过失乃至一定程度上的主观恶意，并不符合表见代理制度关于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要件。故合利公司的无权代理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见最高人民法院（2000）经终字第220号民事判决书）。
作者: 冯明超（成都）
联系 028—88057681, 13088086906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周顺保
一、 我国犯罪被害人法律保护存在的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虽然在犯罪被害人的法律保护方面有重大进步，顺应了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趋势。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
（一）、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1）没有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上诉的权利；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仅对第一审判决、裁定中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有上诉的权利；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而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不享有上诉权，其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只能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使被害人对犯罪的追诉权受到一定限制。造成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差异，不利于被害人完全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2）对被害人委托代理人权限的规定不够明确。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犯罪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刑事诉讼，并享有对这一规定的知悉权。但是，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仅规定了诉讼代理人的范围，没有涉及诉讼代理人的权限，使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与被告人的辩护人的权限不对等、不均衡。（3）对被害人的控告权、被害人不服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权的保护，以及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等方面，也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二）、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1）对被害人的赔偿，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但被害人的损失往往因被告人经济困难等原因，得不到补偿或不能得到有效的补偿。还有的被害人则为了得到经济上的补偿，放弃了对犯罪人的追诉，而与犯罪人“私了”，使被害人的权益得不到实际保护。（2）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将被害人规定为当事人，赋予其当事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但由于司法人员的观念、素质的差异，往往对人身权利遭受犯罪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较为重视，而对财产权利遭受犯罪的被害人仅作一般证人对待，剥夺或者变相剥夺被害人应享有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3）在对被害人的社会保护方面，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被害人服务机构，在对被害人的支助、提供心理咨询、生理医疗等社会保护方面比较缺乏。
二、 我国犯罪被害人法律保护的对策
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后，实现被害人权利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迫切需要。考虑我国的国情，借鉴各国关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立法，应当进一步加强我国法律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一）、赋予犯罪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上诉权
是否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争议的焦点。持反对意见的观点认为，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会导致上诉案件数量增加，造成滥诉，使上诉不加刑原则名存实亡。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为当事人，赋予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应当体现在刑事诉讼的始终。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必然会使被害人权利与被告人权利处于不对等。虽然法律规定被害人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但由于国家公诉人员对客观事实认识的方法、手段和程度可能会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不可能具有同被害人一样的对犯罪过程的感知和对犯罪后果的感受。同时，检察机关是否抗诉并不一定取决于被害人的主张，一旦检察机关不抗诉，被害人的主张就不能实现。
至于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否会影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执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诉不加刑”原则只适用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不适用这一原则。同时，实现刑事诉讼的民主性不应局限于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还应注意维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二）、完善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
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之一，其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应有同等的诉讼地位和对等的诉讼权利。推而及至，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也应与被告人的辩护人享有对等的诉讼权利。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看，虽然较原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但对委托代理人参与诉讼权限的规定是不明确的。因此，应完善有关规定，力求被害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的权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的权限对等、均衡，以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三）、加强对被害人获得赔偿权利的保障
给予被害人不同形式和不同来源的经济补偿或赔偿，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平复或减轻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后果，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政策和社会政策保护被害人的一个非常普遍的潮流。根据《联合国为犯罪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欧美许多国家在立法中都规定将被告人对被害人的赔偿作为一种独立的刑事处罚，并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形成了被告人赔偿与国家补偿相结合的对被害人补救的制度体系。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是通过刑事犯罪附带民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的。司法实践中，一般采取一次性赔偿原则，如果被告人经济上有困难，则予以减免。由于被害人能否获得赔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告人的经济能力。因此，被害人往往得不到赔偿，或其得到的赔偿十分有限，不足以弥补犯罪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害。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作法，一是刑事诉讼法规定扩大赔偿的范围，既考虑被害人的损失，也考虑被害人的家人及受养人因此带来的损失。明确规定赔偿方式、赔偿期限和对判决的执行方式，保证判决的执行效力。二是建立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加重国家在控制犯罪和对被害人方面的责任，使不能获得被告人赔偿的被害人得到国家的补偿。
（四）积极推行司法改革，切实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一部重要的人权保障法。然而对人权的保障力度不仅要体现在立法上，还要体现在司法上，使人权在司法现实中得到切实的保障。因此，要强化司法人员的程序意识和程序法制观念，强化对“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的认识，使其在刑事诉讼中依法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要积极贯彻我国制定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大力推进司法改革，保证司法机关公正地行使职权，依法保障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不断向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表见代理的司法认定
冯明超
表见代理制度是传统民法上代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保护相对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交易安全，促进民事流转的顺畅进行。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但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表见代理案例表明，无权代理人借代理之名行侵占财物之实，相当多的“本人”被法院判令承担民事责任。有的法院为了加强对相对人合法利益的保护，提出“追偿”一说，只要能与表见代理沾上边都认定为表见代理，由本人向相对人给付后，再按照侵权之债向无权代理人追偿。笔者认为姑且不说本人能否从行为人处追回财物而蒙受巨大损失，单就“追偿”一说缺乏理论支持，于法于理都不通，与表见代理制度的宗旨和公平原则明显相悖。还有的部分法院不能准确把握表见代理的三个构成要件，只注意到代理权的客观表象，疏于对第三人的善意过失进行严格审查，导致错判，甚至与 “本人” 毫无关系的犯罪行为 ，也被法院判令对犯罪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也不鲜见，这给有的当事带来的完全就是一场灾难。为何会出见这种情况？这是因为我国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民事立法和理论研究还是比较滞后，这种滞后给审判实践带来了一些困难和问题，法院在审里中因对该制度理解不透，本文拟就表见代理的认定进行探讨，以期有益于审判。
一、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表见代理的三个构成要件，应认定为表见代理。即，一是无权代理人没有获得本人的授权；二是无权代理人同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有效要件和代理行为的表面特征，即行为人具有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三是相对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错。所谓“相对人善意且无过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行为属于代理权限内的行为。第二，相对人并无过错，即相对人已尽了充分的注意，仍无法否认行为人的代理权。一般而言，相对人应对代理人有无代理权加以慎重地审查。如相对人因轻信代理人有代理权而为之，或者因疏忽大意而未对行为人的代理资格或代理权进行审查而相信行为人的代理权，不能成立表见代理，即本人对此不负授权人的责任。
二、表见代理与狭义的无权代理的区别
从实质上讲，表见代理是一种无权代理，但是与合同法第四十八规定的狭义的无权代理有明显的区别。首先，从被代理人的角度看，表见代理与狭义的无权代理是一致的，即代理人所实施的行为超越代理权，或者没有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经终止。但是从相对人的角度看，表见代理与狭义的无权代理有着明显的区别：表见代理具有有权代理的全部要件，相对人即使尽了充分注意的义务仍然无法知道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是否超越代理权、没有代理权或者其代理权已经终止的行为；狭义的无权代理是指被代理人、代理人和相对人三方当事人，都能确定的知道代理人所实施的民事行为是在超越代理权、没有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经终止的情况下进行的，而相对人仍然与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民事行为。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是被代理人承担责任；狭义的无权代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由行为人（代理人）承担责任，只有经被代理人追认的，被代理人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相对人善意且无过错”
司法实践中法官如何判断“相对人善意且无过错”呢？应当综合考虑法律行为发生的原因、条件、环境因素、行为人的职业特征、假象的掩蔽程度和普通人对假象的认知程度等多种因素予以分析认定。
四、案例
举一实例，让我们看一看最高人民法院对“代理权的客观表象”“相对人善意无过错” 是如何判断认识的？
合利公司在以东方公司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和抵押的过程中，出具了东方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贷款证及全套贷款资料，在客观上形成了合利公司具有申请贷款和提供抵押的代理权表象。尽管东方公司在合利公司与庐州信用社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之前，曾函告合利公司的丁华荣收回其授权委托，以及丁华荣回函称其所拿东方公司印章仅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之用，但上述函件往来行为并未对外公示，且东方公司在合利公司在以其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之前也未实际收回公章、贷款证等物品，故东方公司的撤销委托授权行为未能改变前述合利公司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
庐州信用社首次对东方公司发放大额贷款，未根据《贷款通则》关于对首次贷款的企业应当审查其上年度的财务报告的规定对东方公司的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查，也未按照《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中关于中外合资企业的房地产抵押须经董事会通过之规定，要求合利公司提供东方公司董事会同意抵押贷款的批准文件。该事实表明，庐州信用社在审查东方公司贷款资格时存在疏忽或懈怠，同时抵押物明显存在权利瑕疵。此外，庐州信用社同意接受丁华荣以该3500万元借款中的500万元偿还合利公司的关联公司即华侨公司在其处的借款利息，这不仅违返了《贷款通则》第25条关于“不得发贷贷款用于收取利息”禁止性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庐州信用社与丁华荣之间存在主观上恶意串通和客观上损害东方公司利益的行为。因此在判断合利公司是否具有表见代理权问题上，相对人庐州信用社存在疏忽懈怠的重大过失乃至一定程度上的主观恶意，并不符合表见代理制度关于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要件。故合利公司的无权代理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见最高人民法院（2000）经终字第220号民事判决书）。
作者: 冯明超（成都）
联系 028—88057681, 13088086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