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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保险法中的自杀条款

内容摘要 自杀是故意剥夺自己的生命的行为。自杀条款一般是出现在人寿保险合同中的，尤其是在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中，是指保险人于合同履行一定期限内有故意自杀的行为，保险人对由此导致的死亡不负给付保险金义务的一种约定。我们从承保范围和保险的目的方面来论述。但人寿保险的目的又在于保障受益人或被保险人家属的利益，所以针对自杀情形我国法律给予一个“两年“期限的特殊规定。

关 键 词 自杀 人身保险 风险 保险目的 道德危险


有关保险法中的自杀条款,一般是为了规范和商业保险中出现的“自杀”情形而制订的。本文将从其概念、性质、意义以及各国的有关立法等方面作浅短分析，不足之处，望各位师长不吝赐教，进行斧正。

一．自杀及自杀条款的概述。

(一)、自杀及自杀条款的概念。

“自杀”一词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简单地从广义上说就是指“非他杀”， 有人把自杀还分为过失自杀和故意自杀，举个例子来说，例如儿童模仿电视剧中的上吊情节而“自杀”，儿童一个人在家，不慎开了煤气而“自杀”就是过失自杀，还比如精神病患者在神志不清时自杀，也是过失自杀，我个人认为，有关过失自杀的提法，是一个简单地从字面来解释的理解方法，上述我举的例子，用意外死亡来替代“自杀”的说法，恐怕更为合适一些。将所谓“过失自杀”运用在法律中有关自杀的处理规定中，甚至是以人身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中，个人认为是不合理的。例如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中无民行为能力的人一般是不能成为被保险人的。我国《保险法》第55条第一款就规定：“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而且，按照民法的一般原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在法律上的无效的，实施的一切行为都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民法是基本法，保险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保险法在适用的时间必须遵循民法的一般原理。从狭义上来说，也就是讲的法律上的意义，自杀即故意剥夺自己的生命的行为。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主观上的故意，就不能称之为自杀或者说不能称之为法律上的自杀。这是目前有关自杀的通说。保险业务中往往就将有关自杀问题的条款称之为自杀条款。
按照我国现行《保险法》的分类——按照保险标的来分类，将保险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财产保险的标的是财产及其有关的利益；分为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和信用保险。人身保险的标的是人的寿命和身体，其中以寿命生命为保险标的，被保险人的生存或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称为人寿保险；以被保险人身体为保险标的，使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使伤害时发生的费用或损失获得补偿的一种人身保险称为健康保险；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以意外伤害而致使被保险人身故或残疾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称为以外伤害保险。所以自杀条款一般是出现在人寿保险合同中的，尤其是在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中。

（二）、自杀条款的性质及意义。

一般来说，寿险合同中的自杀条款是作为免除责任的条款拟出的，把自杀作为保险的除外责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6条第一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的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的以外，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对投保人已经支付的保险费，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有学者是这样给自杀条款定义的：“自杀条款是指保险人于合同履行一定期限内有故意自杀的行为，保险人对由此导致的死亡不负给付保险金义务的一种约定。”②那么既然自杀的结果也是人体死亡、生命的结束，保险业对这一问题为什么要作出免除责任的声明呢？
首先我们从客观上即承保范围上来讲。我们往往所说的保险并不是指保证危险的不发生，而是指在风险、危险发生以后，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给受损者一些物质上的帮助。保险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为向被保险人及时提供经济补偿,以求生活的安定.可以说补偿是保险的固有职能和基本职能.也就是说，保险的实质不是保证危险不发生、不遭受损失，而是对危险发生后遭受的损失予以经济补偿。其最大的功能在于将个人与生活中因遭遇各种人身危险、财产危险、及对他人之责任危险所产生之损失，分摊消化于共同团体。保险具有减少社会问题，维持社会安定，促进经济繁荣之作用。所以承保范围很重要，不是所有的“危险”保险业务都受理的。如果是这样，就违背了保险利益原则。弄清保险的承保范围，有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风险，现代商业保险的可保风险的存在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风险应当是纯粹风险。即风险一旦发生成为现实的风险事故，只有损失的机会，而无活获利的可能。
风险应当是意外的。即风险的发生不能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行为所致的，也不可能是预知的。
风险应当使大量标的均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保险标的数量的充足程度关系到实际损失与预期损失的偏离程度，影响保险经营的风险性。
风险应当有导致重大损失的可能。风险的发生应当有导致重大损失的可能性，这种损失是被保险人不愿承担的。如果损失很轻微，则无参加保险的必要。
风险不能使大多数人的保险标的同时遭受损失。这一条件要求损失的发生具有分散性。因为保险的目的，是以多数人支付的小额保险费，赔付少数人遭遇的大额损失。
风险必须具有现实的可测性。再保险经营中，保险人必须制定出准确的保险费率，而保险费率的计算依据是风险发生的概率及其所致的损失的概率。如果风险缺乏现实的可侧性，一般不能成为可保风险。
从上述6点来看，尤其是第二点，风险应当是意外的。保险以特定的危险为对象。危险的存在是构成保险的一个要件，无危险则无保险。作为保险对象的危险必须具备如下特征：
危险发生与否具有不确定性，即不可能发生或者肯定要发生的危险，不能构成保险危险。
危险发生的时间不能确定。
危险所导致的后果不能确定。
危险的发生对于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来说，必须为非故意的。
很明显，自杀情况一般是被保险人故意行为导致的，从保险人承担的风险应该是非故意的这一角度来看，自杀的行为不应当属于人身保险的承保范围，人身保险中的寿命及生命的保险，一般来说，指的是“保险”自然的死亡或者是疾病导致的死亡。我们应该看到，人作为一种生命体的存在，生老病死都是自然现象，死亡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属于广义上的法律意外事件。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法不可归责与一放当事人的意外事件而产生合同纠纷的，该当事人是可以免责的。其实，保险中的险、危险，是人们忧虑和警惕着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的足以造成伤害和影响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的潜在损失因素，是一种客观存在，具有广泛性和危害性。而自杀是被保险人自身具有的主观意图的行为造成的，不符合保险法上的危险的客观性，因而不应当属于承保范围。
有关人身保险的创立，有这样一种说法，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巴比伦的士兵出外去打仗，兵凶战危，得到都不知道能否活着回来，所以出征前，每个人都放下一些金钱，组成一个基金，那些不幸战死沙场的家属便可在这个赔偿基金中得到保障。从最先的保险意图来看，是没有将自杀的情形函盖在内的。埃德蒙 哈雷是人寿保险的一位先驱，他编制的一张生命表，奠定了现代人寿保险的数理基础。1693年哈雷以德国西里西亚勃斯洛市1687—1691年按年龄分类的死亡统计资料为依据，编制了世界上第一张生命表，其中精确地表示了每个年龄的人的死亡率，并首次将生命表用于计算人寿保险费率。从这一渊源来看，哈雷在制定生命表的时候，是按一般情况来统计的，可是我们知道，自杀的死亡率和一般自然死亡和疾病导致的死亡率是相差很远的，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猜测，哈雷在制定这张生命表的时候，是将自杀的情况忽略不计了的。
其次，从主观上即保险的目的方面来讲，保险是一种经济救助的活动是分散风险，借助他人的安定自身经济活动的一种方法，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换行为，既是风险的集合过程，又是风险的分散过程，保险人通过将投保人所面临的分散风险集合起来，当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就将少数人发生的损失分摊给全部投保人，也就是通过保险的补偿或给付行为分摊损失，将集合的风险予以分散，对维护社会安定有一定的作用。将自杀作为责任免除条款来规定，主要是为了避免蓄意自杀者企图通过保险方式为其受益人谋取保险金，从而避免滋长道德危险并影响保险企业的正常核算。保险风险的无形风险因素中包含有道德风险因素和心理风险因素。其中道德风险因素是指与人的品德修养有关的无形因素，即由于人们的不诚实、不正直或有不轨企图，故意促使风险事故的发生，以致引起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的因素。保险业务中，保险人对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因素所引起的经济损失不承担赔偿或给付责任。这是因为道德风险因素的情况，违反公平性原则，也违反了诚实信用这一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最基本的原则。2002年10月,我国,对《保险法》进行了修改,总则部分的惟一一处改动是增加第5条,明确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相比较而言,修改前的保险法只是将诚实信用原则与遵守法律和遵循自愿原则规定在同一条文之中,此次将其独立成条,其立法意旨就是强调保险活动必须遵循最大诚实信用原则,突出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地位.这体现了我国《保险法》对保险活动的基本要求和对诚实信用的孜孜追求. 从另一方面看，法律解释学中最常用的是目的解释学，也就是说人们解释法律的时间应从立法的目的来解释法律，领会立法者的意图来决定被解释法律的适用，保险法中有关自杀的条款的设立，都是为了预防保险中有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防止一些保险诈骗分子以自杀来骗取保险金；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遇到困难实在对生命已经失去信心的社会边缘人为了为自己的受益人获取客观的保险金而自杀，因为对他们来说，此时的生命远远没有金钱那样重要了。我们拿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康宁终身保险中的有关条款作例子，在第四条保险责任的第二款是这样拟定的：“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额的三倍给付身故保险金，但应扣除已经给付的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我们看到，三倍的赔付额，对一部分人来说，是有一定的诱惑力的，骗取保费的情况，不是没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现代社会，自杀率在升高，社会竞争日趋激烈而社会保障措施又不完善，这样极端的事件发生率在增加，自杀条款的立法原意，就是预防道德风险，防止保险欺诈。所以，寿险合同中的自杀条款往往是作为免除责任的条款出现的。
自杀条款归属于人寿保险合同中，人寿保险的标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生命是无价的，不存在衡量其客观价值的标准。但是一些人身保险的设立，在被保险人死亡时，还是能给其受益人一些物质上得补偿、一丝安慰。自杀这一特殊情形的出现原因有很多，不单纯由包括前文提到的骗取保险金，还包括有时被保险人遭受意外打击或心态失常等情况，前文我们已经到目的解释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并不是为了骗取保险金而自杀的，对保险人的完全免责，那么对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或受益人甚至是被保险人都是不公平的。人寿保险的目的在于保障受益人或被保险人家属的利益。“如果对发生的自杀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给付保险金，势必影响受益或被保险人家属的生活③所以，为了保障它们的利益，在很多的人寿保险合同中都将自杀列入了保险责任的范围中，但规定是在保险合同生效的一定期限后。发生在被保险人身上的自杀行为，保险人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其实我们可以把自杀条款称之为不完全免责条款。我国《保险法》第66条第二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禁条件的合同中，自成立之日起满二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在人寿保险公司退出的各类保险合同的共同条款的责任免除条款第4款中也注明：“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的。”我国将期限定为两年，是因为根据心理学的有关研究， 一个人在两年以前即开始有自杀的计划，这一自杀意图能够持续两年期限并最终实施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所以，我国保险法中自杀条款的这种规定，既可以避免道德危险的发生，也可最大限度地保障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

二.有关立法

由于各国对自杀性质的看法不一，自杀本身的危险客观性的理解不一，以及保险业的经验和观念不同，各国国家有对自杀情形理赔的不同规定。大多数国家和我们国家一样是允许保险人因被保险人自杀而给付保险金的，但是对时间作出了限制。只有再保险合同生效后一定期限内所发生的自杀行为，才作为保险人的除外责任。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被保险人故意自杀者，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额之责任，但应将保险之保单价值准备金返还于应得之人。保险契约在有被保险人故意自杀，保险人仍应给付保险金额之条款者，其条款于订约二年开始生效力。恢复停止效力之保险契约，其二年期限应自恢复停止效力之日起算。”④美国人寿保险条款中有关自杀的条款就规定，无论清醒或神经错乱，被保险人所致的死亡危险，通常在保单签发后一年或二年内才列为免负责任。如果被保险人在免责期限内自杀，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须返还已交的保险费；如果在保险合同生效或恢复效力起一年或两年后自杀，保险人仍应给付死亡保险金。至于伤害保险仅以伤害为保险范围，所以被保险人的自杀，保险人一律概不负责任。意大利《民法典A》第1927条规定：“在被保险人自杀的情况下，其发生于自契约缔结满二年之前，保险人不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除非有相反的约款。如果因保险费的支付的欠缺使契约处于效力未定状态，自效力未定状态被取消之日没有经过二年的，保险人也不承担责任⑤这类允许对自杀在一定条件下予以承保的国家，其理由不致都相同，我国学者在此方面也有相当多的论述。例如，王元肃先生主编的《保险法学》认为，“自杀毕竟是死亡的一种，有时候被保险人遇意外事件的打击或心态失常亦会作出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并非是有意图谋保险给付金。为了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利益，在很多寿险保险合同中都将自杀列入保险责任条款，但规定在保险合同一定期限后（通常是两年）被保险人的自杀行为，保险人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根据心理学的调查，一个人在一二年以前即开始自杀计划，这一自杀意图能够持续两年期限并最终实施是不可能的。因此，自杀条款的规定既可避免道德危险的发生，也可最大限度地保障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利益”。⑥
当然还有少数国家，例如德国和日本，它们的法律规定是：被保险人自杀者，保险人概不负给付保险金额的责任。他们将自杀完全排除再保险范围之外，立法理由主要与严格维护保险法上的“危险客观性”有关，认为被保险与严格维护保险法上的“危险客观性”，认为被保险人的故意自杀是保险人当然的除外责任。此外，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中，允许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很容易诱发道德风险，刺激自杀率的增加，在自然界中，生存是第一条，自杀是违反自然规定的，是社会不提倡的，况且自杀率升高，也是法律所不希望看到的。自杀率升高，对社会的稳定势必会造成影响。各国都有自己的法律规定与立法理念，但目的都在于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① 王肃元 主编《保险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第96页。
② 陈晓光 主编《保险法学》， 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第220页。
③ 覃有士主编.新编保险法学.武汉测绘科技大会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160—161页。
④ 陶百川 编著《最新六法全书》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9月（增修版），第225页。
⑤ 李玉泉 主编《保险法》（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249—250页。
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在全国财政系统开展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财办〔2004〕5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部内各司局，部属各事业单位，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北京、上海、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精神和中央关于大规模培训干部的要求，结合财政系统的实际情况，我部制定了《关于在全国财政系统开展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若干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关于在全国财政系统开展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若干意见 　　
　　　　　　　　　　　　　　　　　　　　　　　　　　　　　　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件：

关于在全国财政系统开展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若干意见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好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切实做好全国财政系统的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开展大规模培训财政干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一）大规模培训财政干部，是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开展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对于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建设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领导层意义重大。认真组织广大财政干部深入学习、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规模地培训财政干部，是财政系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的重要举措。
　　（二）大规模培训财政干部，是党和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营造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体制环境，多层次、多渠道、大规模地开展人才培训。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围绕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创新培训方法，提高培训质量，大规模培训干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强调指出，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要以能力建设为中心，大力加强人才培养工作。干部教育培训是人才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按照中央关于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要求，卓有成效地抓好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是建设学习型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
　　（三）大规模培训财政干部，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客观需要
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财政改革与发展面临的新任务，对财政干部的思想观念、理论素养和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财政干部要切实树立“学习理念”、“责任理念”，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能力，特别是要提高应对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的能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即将全面推开。只有大规模地培训财政干部，大幅度地提高财政干部队伍素质，才能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财政改革与发展的迫切需要。
　　各级财政部门要从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事关财政改革与发展大局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开展大规模培训财政干部工作的重要性，把这项工作作为开创新世纪、新阶段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新局面的良好契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和“大教育、大培训”的理念，放开视野看教育，集中力量抓培训，为全面推进财政改革与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二、明确任务，落实责任，扎实做好大规模培训财政干部工作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大幅度提高财政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建设学习型部门为目标，以加强能力建设为核心，坚持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分类培训的原则，以人为本，开拓创新，有计划、分层次地开展好大规模培训财政干部工作，努力开创财政事业新局面，塑造财政部门新形象。
　　（二）主要任务
　　紧紧围绕财政部党组提出的财政工作新思路，以培训各级财政部门领导干部为重点，积极推进全员培训，不断提高干部的政治鉴别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财政干部队伍。积极研究探索具有财政部门特色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干部教育培训新机制，努力创建人人学习、终身学习、全面发展的学习型财政系统。
　　（三）总体要求
　　有组织、分层次地培训各级财政干部。各级财政部门每年培训干部人数不少于干部总数的20%，确保五年内将所有财政干部轮训一遍。优先安排新任领导干部、中青年后备干部和业务骨干的培训。5年内参加脱产培训的累计时间，处级以上干部不少于3个月，科级及以下干部不少于2个月。
　　财政部负责制定统一的培训规划和分级别、分类型的教学方案，编写教学大纲及有关教材，组织本部干部及财政系统部分处以上干部和业务骨干的培训，指导、检查、评估各省级财政部门大规模培训财政干部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对大规模培训财政干部工作做出具体安排，并报财政部备案。
　　三、突出重点，开拓创新，全面提升财政干部综合素质
　　（一）突出重点抓好财政干部能力建设
　　按照《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的要求，结合财政部门实际，有重点、分层次地抓好各级各类财政干部的能力建设。厅（局）级领导干部重点提高政治鉴别能力、科学判断形势能力、战略思维能力、把握市场经济规律的能力、公共财政管理能力、领导决策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识才辨才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处级领导干部重点提高政治鉴别能力、科学判断形势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财政管理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调查研究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科级以下干部重点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公共财政管理能力、执行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 专业技术干部重点提高严谨认真的科学素养、调查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各级财政部门在开展大规模培训财政干部工作中，要把对不同层次财政干部能力建设的要求渗透到具体的培训工作中去，以能力建设为核心做好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二）分级别、分类型做好各类培训工作
　　1.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各级财政部门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认真安排好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四个方面的课程，特别是要紧密结合财政工作实际，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真正落到实处，深入人心。
　　2.进一步规范初任培训
　　新录用人员必须在见习期内接受不少于20天的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财经专业知识、财政部门工作职责和公务员行为规范等。
　　3.切实落实任职培训
　　 财政干部晋升上一级领导职务，必须在提任前或提任后的试用期内参加不少于15天的相应职级的任职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财经专业知识、公共管理知识、岗位职责、领导艺术和方法等。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组织、认真抓好任职培训，使各级财政干部达到岗位能力标准。
　　4.深入开展财经业务培训
　　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财政改革和财政中心工作，制定年度业务培训计划，及时开展相关的财经业务培训。目前要特别加强部门预算改革、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财政监督、“金财工程”等方面的培训。
　　5.认真抓好更新知识培训
　　各级财政部门每年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中心工作对财政干部队伍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提出重点培训科目，有针对性地开展更新知识培训。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将公共管理和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法规作为培训重点之一，着重增强财政干部依法处理公共事务、应对突发事件的意识和能力。继续做好英语、计算机网络等应用技能培训。
　　（三）积极开展培训创新
　　1.注重做好培训需求调查
　　从组织分析、任务分析、人员分析等多角度深入研究财政部门和财政干部的培训需求；将培训与个人职业生涯的长远规划联系起来，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将培训内容与财政业务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使学员在接受培训后真正在财政业务水平和工作技能上有明显提高。
　　2.不断丰富培训方式、方法
　　把脱产培训与在职自学、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课堂讲授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积极探索个性化、差别化培训，做到因人施教，因材施教，提高培训的综合效果。探索参与式、案例式、研究式和体验式教学方法，加强教学互动；强化实践环节，根据财政工作的实际需要安排一定的实践课程，组织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创新培训形式，通过完善中心组学习制度、举办财经专题讲座或辅导报告、工作论坛、知识和技能竞赛、组建业余学习小组、在线学习和工作调研等形式，形成促进财政干部不断学习的外在氛围和内在动力，努力开创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新局面。
　　3.充分利用现代化培训手段
　　财政部将积极推进全国财政系统现代远程教育培训工作，在部分省开展远程教育培训试点工作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面向全国财政系统逐步加以推广。继续完善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网，强化其网上课堂、视频点播、信息发布与交流功能。各级财政部门要努力探索教学手段的改革与创新，提高培训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培训的吸引力。
　　4.积极拓宽国际合作培训领域
　　要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进一步加大出国培训力度。国（境）外培训要力避一般性、重复性，增强针对性。要加强中高级人才的培训，努力建设一支既能把握国际交往规则，又能利用国际资源，为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服务的财政干部队伍。积极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加强信息沟通，拓宽培训合作领域，充分利用其师资、资金优势和远程教学手段，举办各种形式的国际研讨班、培训班。
　　5.进一步完善培训质量评估标准
　　要将培训质量评估作为参训学员信息反馈的一条重要途径，科学全面地设计评估标准，从教学管理、培训师资、后勤服务等方面综合评估施教机构的培训质量。
　　四、加强领导，健全机制，确保大规模培训财政干部任务的完成
　　（一）切实加强领导
　　为了保证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顺利开展，财政部要加强对地方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各级财政部门党组（党委）要切实把干部教育培训作为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建立干部教育培训领导目标责任制。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抓，主管领导具体抓，及时研究解决培训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要把大规模培训干部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领导班子考察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一项内容。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积极参加各项培训。
　　（二）理顺管理体制
　　进一步健全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管理机构，保证必要的人员配备，强化培训管理职能，切实做到归口管理，从组织和人员上保证大规模培训财政干部工作的顺利实施。干部教育培训管理机构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合作，各部门也要积极支持、督促本部门人员参加培训，以保证年度培训任务的完成。
　　（三）健全教育培训机制
　　要将干部教育培训与人事管理结合起来，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用人机制，引导财政干部注重自身素质的提升，形成自觉参加培训的内在动力。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落实“培训与使用相结合”。要将干部参加教育培训的情况作为干部上岗、晋级、晋升、年度考核评优的必要条件，做到“不培训不上岗、不培训不提拔”。各级财政干部按规定应接受培训而无故不参加培训、未完成培训任务或培训不合格者，新录用人员不能任职定级，晋升领导职务人员不得晋升，年度考核不能被评为优秀等次，也不得进入后备干部人才库。
　　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培训证书管理。财政系统干部参加培训要做到一人一证。每年年末将干部参加各类培训的内容及其在培训期间的表现等情况进行登记，并存入本人档案，作为干部晋升、年度考核和奖励的依据之一。
　　（四）完善规章制度
　　要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培训管理制度，在归口管理、培训计划、教学管理、考试考核、质量评估、基地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增强培训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同时，要认真抓好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保证大规模培训财政干部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组建专家型师资队伍
　　各级财政部门要有计划地选聘具有一定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党政领导干部、业务骨干和专家、学者担任兼职教师，建立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完善师资管理制度，实行动态管理、资源共享。要加强师资培养，着重从树立现代培训理念、运用现代培训模式、掌握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方法等方面提高师资教学水平。
　　（六）加快培训教材建设
　　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要紧跟财政改革步伐，加大干部培训教材的建设力度。配合分级别、分类型岗位培训的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新型干部培训教材体系；将编辑出版纸介质教材与积极开发电子版教材相结合，为干部个性化学习提供服务；在把好教材编审质量关的前提下，缩短出版发行周期，增强教材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各级财政干部教育培训部门可在选用部编教材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区财政工作和干部教育培训的需要，适时地自主编写有特色的配套教材。
　　（七）抓好基地建设
　　各级财政部门要坚持定点培训制度，充分利用财政系统现有的培训资源，合理规划和精选培训基地。要加强对培训基地的管理，从软、硬件两方面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在培训基地之间引入竞争机制，完善规章制度，规范基地的教学管理与后勤服务工作。培训基地要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培养一批擅长教学管理、责任心强的培训管理人员；要进一步加强教学设施、生活设施等硬件建设，满足应用现代化教学方式和手段的需要。
　　在加强现有培训基地建设的同时，积极探索与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大专院校等社会培训机构开展合作培训的新路子。
　　（八）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对干部教育培训的经费投入，设立培训专项经费，特别是对重要培训项目优先予以保证。同时，要认真加强培训经费管理，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
　　（九）提高培训管理者的自身素质
　　财政部将通过召开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和举办培训管理者培训班等方式，促进交流工作经验，加强对培训管理者的培训，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健康发展。地方财政部门也要有针对性地对培训管理者组织培训。培训管理者要认真学习和研究教育培训理论，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