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暂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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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个人独资公司的讨论

张颖璐


摘 要：通过对同期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人独资企业的发展速度进行比较和对个人独资企业的缺点进行分析后得出建立个人独资公司之必要性。个人独资公司应归属于一人公司的范畴，并对一人公司以及我国一人公司制度作了简略介绍。进而分析了我国建立个人独资公司的社会基础以及其种种优越性，并对个人独资公司作为一人公司所具有的天然缺陷进行了阐述。最后还就个人独资公司的法律监督方面提了些许建议。
关 键 词：个人独资公司 一人公司 法人人格

一、引言
有关数据表明，1990年我国有私营企业9.8万户，1991年128万户，1994年43.2万户，1995年65.5万户，截止1997年6月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共计84.96万户，其中在个体私营经济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自然人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达84.88万户，并且全部或大部是由个人投资经营的。(1) 个人投资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势头是令人震惊的。但在欢欣鼓舞之余，我们不能不留心一下以下这组数据，据国家工商局公布的2000年统计数字表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户数增长23%，而个人独资企业仅增长1%。广州市工商局的统计数字也显示，登记的私企有限责任公司增 长了30%，而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虽有6179户，比1999年增长了12%，但也仅占同期登记的私企总数的13%。 (2) 可见，个人独资企业的发展；与同期火爆的私企有限责任公司相比，并不那么尽如人意。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由个人独资企业本身特点决定的：
我国目前所称的个人独资企业是根据国际惯例，参照西方传统的三种典型企业（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公司企业）之一的独资企业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企业制度。(3) 《布莱克法律辞典》将其解释为“一种一个人独立拥有的和控制的企业，它不同于合伙（企业）和公司，独资企业主对独资企业的摘区承担全部责任。其特点如下：个人独资企业不具有法人人格，其与独资企业主属同一人格，是自然人从事商业经营的一种法律形态。在财产方面，个人独资企业由独资企业主一人出资，并由其一人全部所有，企业本身没有财产权。在管理方面，企业主拥有管理企业一切事务的权利，有权决定企业一切事项。其内部管理相对松散，没有一套严格的决策、经营机制，不利于企业的外部经营、内部管理。在责任承担方面，企业主个人承担无限责任，若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债权人有权向企业主请求支付，企业主需以其全部财产而不仅仅以其出资额对企业债务负责。因此，企业主的投资风险相当高，一旦经营不慎，便可能倾家荡产，永不翻身。在法律规范方面，个人独资企业由企业法加以规制。而公司制则有种种优势，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其定量资本金的风险和无限利润的可能性。但我国《公司法》明文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必须要有2人以上50人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对那些一人投资商的 诸多限制，使他们难以尝到有限责任的甜头，不得不采用挂名股东的方法以求达到法律规定的对股东人数的最低限度，为公司今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因此，笔者对在中国尽快建立起一种由自然人一人投资但其股东又能享受有限责任的新型公司制度——个人独资公司的设想便应运而生了。
二、建立个人独资公司制度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个人独资公司乃由自然人一人投资设立的,其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一种公司形式，其应当属于一人公司的范畴。因此，在谈到个人独资公司之际不免要涉及到一人公司这一概念。那么就在此简述一下一人公司的概况。
（一）一人公司概况
一人公司，是指公司的全部出资归属于一个股东所有的有限责任公司或公司的全部股份集中于一个股东所有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可分为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和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所谓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是指公司的出资或股份仅为一个股东持有，有股东名义者仅为一人。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是指公司名义上存有“复数股东”，但仅有一人为真正的股东，其余股东仅是为了满足法律上对公司股东人数的最低限度的“挂名股东”，其就名义下的股份或出资并不能实际享有权益。根据一人公司产生形式可将一人公司分为原生型一人公司和衍生型一人公司。原生型一人公司是由一个股东发起设立的公司；因此属于设立形成的一人公司。衍生型一人公司指公司成立之初股东人数并非一人，但由于公司股份可以转让、赠与，则在以后公司股份流动过程中，使公司从复数股东嬗变为一人股东，公司股份集中于一人之手；因此此类一人公司属于存续过程中形成的一人公司。根据一人公司股东法律地位的不同，有可将一人公司分为自然人投资的一人公司，法人投资的一人公司，及国家投资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的特点在于：第一，一人公司仅有一名股东，并且该名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或股份。第二，一人公司的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第三，一人公司的股东通常同时经营公司业务，完全控制公司。
可见，个人独资公司实属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是原生型一人公司，是自然人投资的一人公司。
（二）我国对一人公司制度的规定
我国虽未在立法体制上建立起完善的一人公司制度，但在立法实践中却有相关隐性规定。建国初期，我国虽不允许一人设立公司，但对存续中的一人公司未作禁止。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允许一人外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对成立后的一人外资有限责任公司未作禁止性规定。对于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在存续过程中嬗变为一人公司的，法律未加禁止。1993年《公司法》颁布以来，进一步明确了一人公司范围，《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2个以上50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第十八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他规定。由于法律未对外资公司设定人数限制，可认为允许设立一人外资有限责任公司。第一百九十条未将公司仅有一个股东定为公司解散的事由，这表明，法律允许存续中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则笔者认为中国现今实践中的一人公司可归纳为国有独资公司和外商独资公司两类。而对于自然人一人投资设立公司，法律向来加以禁止。
（三）建立个人独资公司制度的基础
一人公司制度在国外确立的时间也不长，从国外一人公司产生发展的历史看，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资本的高度集中，垄断力量不断壮大，而以联合的方式募集资金对于高度垄断的资本而言已失去了大部分意义的情况下,于是，实力雄厚的投资者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不再以合资的方式，而采用独资方式兴办公司。在国外，以一人公司为主要形式的中小企业是对巨大的垄断资本企业的一种补充，它的存在保持了资本注入国家市场的竞争活力，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另外，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大型企业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模式缺乏必要的敏捷性，越来越不适应错综复杂的市场，而中小企业因其灵活的经营组织方式倍受投资者青睐。由此可见，一人公司制度的建立主要是对个人投资企业的保护。而我国却恰恰未允许个人独资公司的设立。
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建立个人独资公司制度的基础已初步形成，制度建设迫在眉睫：
第一，从社会经济基础来看，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部分自然人拥有了大量资金，完全可以达到公司最低注册资金要求，具备了独立出资举办任何事业的能力。并且随着产业结构多元化，对于有些行业，如一些高科技高风险的新兴行业，如IT、生物工程、纳米材料行业，本身就不需要大量人力资源，中小型企业的经营形式使其决策更为灵活化。实际上，由于现代社会的新技术、人们的新思维、政府的新政策，都将使采用中央集权管理式的巨型企业，必须通过分解、化小、以小求大、以零代整，才能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因此，中小型企业的蓬勃发展是大势所趋。而这也正是作为中小型企业一部分的个人投资企业茁壮生长的土壤。
第二，公司制度的建立是对企业制度的巨大冲击 。有限责任原则作为公司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一投资者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以其独立的财产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股东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超出其出资义务的责任。公司通过股东有限责任形式，限定经营事业责任财产，使投资者摆脱了负无限责任的困扰，因此，即使公司出现最坏的情况甚至陷入破产，给股东带来的最大损失也不会超出其所认购的出资份额。这种扩大有限责任的适用范围的经营模式，有利于刺激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有利于鼓励开创新的风险大的商事业，特别是比如通讯、网络、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等方面。有限责任的另一个优势便是适应多角度经营的需要，这种独立经营数种不同事业，明确划分各事业责任财产的形式，对企业而言，可以保证单一事业的经营失败不至拖累其他事业的效果。对各事业债权人而言，亦不致因该同一企业主其他事业的经营失败而被损其权益，此对债权人的保护反而更为确实。(4) 目前，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越来越复杂，从事经济活动风险也越来越大，任何类型的投资者都希望在经济活动中受到保护，个人企业主也不例外，为了避免一次投资失败而导致倾家荡产，为了使经营外的个人财产免受无限责任的威胁，个人企业主强烈要求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的严格分离，而有限责任的适用限于特定范围，将个人投资企业排除在外，进行区别对待，采取不平等政策，无疑是不利于个人投资产业建设的，也是有违公平原则的。
第三，建立个人独资公司制度，可以使个人企业利用公司形式，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社会信任度，有利于企业交易的成功率。使其极为微小的个人力量，在强大的法人外衣之下，发挥应有的能量。而不致于因一种不平等的外化形式而处于市场竞争的劣势。
第四，一人公司性质的个人独资公司可以改变个人独资企业松散的管理机构，形成一套独特的内部治理机构。个人独资公司往往股东与董事两位一体，这样既省去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集、执行等烦琐程序，又避免了股东与股东之间的纷争带来的摩擦、矛盾。在经营方面，一人股东直接控制公司业务的经营管理，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及时调整经营策略，避免庞大机构的低效率所引起的决策、执行滞后的不利情况。
第五，我国法律对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没有禁止，也无法禁止。首先，即使公司设立之初确实达到了股东人数的要求，但公司设立后运行过程中股份通过转让、赠与、继承等原因集中于一人之手的情况也未为不可能，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即要求解散公司，是不利于公司维持原则的。社会上大量挂名股东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实质上却为一人公司的现状，也是迫切建立个人独资公司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回避创业初期的经营风险，“挂名股东”在现今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屡见不鲜。有些挂名股东是投资者的配偶、父母或子女，而且仅拥有法律规定的最低股份数额，公司的财产和经营实际上完全由一名股东控制，股东会、表决程序以至公司社团性之初衷大打折扣。这种公司的基础也极不牢靠，哪天股东“翻脸”，主张股东权益，势必引起公司混乱，给企业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对于“挂名股东”而言，基于公司资本充实原则，当公司出现并未实际缴纳股款或用现物出资时高估抵缴股款的财产等缴款不实的情况时，所有发起人均要承担连带责任。这将导致那些可能因不熟知法律或因轻率而同意担任名义发起人的股东，承担出资责任。而法律要求2或2以上股东作为公司发起人的原意是为了增加对公司设立承担责任之人，以加强对有关债权人的保护。这予立法本义是相悖的。而个人独资公司制度则肯定了一人股东的合法地位，“挂名股东”现象自然也就消失了。
三、对个人独资公司的法律规制
（一）个人独资公司的缺陷
个人独资公司由于属于一人公司的范畴，因此有其天然缺陷：
第一，个人独资公司内部一人股东往往既是公司财产的实际上的所有人，同时又是公司经营管理人或实际控制着公司的经营管理的幕后指挥者。由此一来传统公司组织机构的基本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并立的体系被打破。个人独资公司的公司意志不再是股东会依法定程序，集合分散的个别的股东意志形成，而是单一股东自身意志。单一股东直接控制、经营公司，其行为亦无监事会监督，难免不以不当方法或不当目的将公司财产转至个人名下，削弱公司担保财产，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危害社会交易安全。
比如公司向股东低价转让标的物，或者公司从股东处高价受让各种货物与服务。另外，公司与公司外的第三人进行不利于公司利益的交易，而第三人则将其所获利益转让给股东。又如一人股东可以按自己意志制定公司财务方案，以公司的名义付给自己高额薪金，或通过其他途径，支付给自己各种名目的报酬。以上种种都是个人独资公司的股东利用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缺乏而损害债权人及雇员利益的表现。
第二，由于个人独资公司仅有一名股东，背离了公司股东复数原则，股东依仗自己在公司法人制度中所处的优势地位，滥用有限责任特权，缺乏复数股东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使投入公司的财产是否与股东其它财产完全分离无从考虑。而“三会”体系的虚无，更使分离原则之全部意义荡然无存。
由此该唯一股东侵吞公司财产便无所顾忌。如一人股东将公司流通资产贷与自己或挪作自用；与公司订立同公司目的事业无关的契约而创设公司债务，加大公司之负担；将公司财产低价售与自己或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或相反，另公司高价收购自己或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的财产；为自己或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确定过高的薪水。总之，公司之一人股东可通过各种渠道将公司财产流失于公司之外，使公司空壳运转。这意味着公司无承担投资风险的责任财产，而股东还可以享受有限责任特权之保护，从而使公司债权人或社会公众承担极不公平的风险。(5)
(二）对个人独资公司的法律监督
第一，完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避免出现股东实际资金不足导致的公司成立后运营困难。建立公司储备金制度，使公司不致于因一人股东谋取非法利益导致公司资不抵债而破产，进而导致公司人格消灭。
第二，设立最低资本金制度。有学者认为，公司的最低资本金制度与公司经营事业的目的并无直接联系，就不同事业目的而言，不同的公司运转所需的资本金是不同的，因此没有必要设立该制度，但笔者认为对最低资本金数额的规定在保证公司基本承担责任能力，保障债权人利益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日本在它的商法和有限公司法中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总额不得少于300百万日元，股份公司则至少需要资本总额为1000万日元。然而鉴于我国经济尚没有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从鼓励投资的角度出发，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宜定得过高。
第三，建立体系完备的财务会计制度，严格控制一人股东利用其优势股东地位制作虚假帐目，从公司处获得超额报酬。在美国，即使是规模最小的一人公司，也必须保存备忘录。年度财务报表和税务交缴单，以供检查。在澳大利亚，专门设立了私人会计公司，负责对一人公司的财务进行监督。(6)
第四，建立一人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限制一人股东担任公司董事或经理，必须设立监事会，监事会成员应从公司员工中选举产生，而非股东推选。法国就一人公司的运营就设有业务执行人（经理）、会计监查人（财务总监或审计员）、单独股东行使大会权限以起到与传统有限责任公司内部三会一体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类似的作用。、
第五，规范公司与一人股东之间的交易行为，使其正当、公平，不致于损害公司利益。法国公司法对有限公司中的自我交易就作了如下规制，即业务执行人（经理）或股东直接或通过第三人与公司进行交易时，业务执行人或者会计监查人向鼓动大会提出报告书，股东大会基于该报告书确认交易。但是股东大会即使不确认交易也不影响交易的效力，但业务执行人及作为契约当事人的股东对交易结果给公司造成的损害必须承担责任。在此基础上，禁止业务人、执行人或股东以任何形式向公司借款，促使公司同意在往来帐号上或以其他方式进行透支以及让公司对他们向第三人承担的业务提供担保。 (6)
第六，规定股东个人责任。如果债权人有充分合理的理由证明一人股东利用公司采用了欺诈、侵吞公司资产、制造公司破产假象等手段，损害了自己利益，那么允许该债权人对一人股东直接提起诉讼，一旦这些理由查证属实，则一人股东个人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7)
在个人独资公司的法律规制方面，我们应多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制定适合中国特色的个人独资公司法。
总之，个人独资公司确定了经营风险模式，避免了内部股东的纷争，便利了公司灵活经营，维持了企业生存发展。因此在中国建立个人独资公司制度是十分必要与迫切的，个人独资公司应当成为我国一人公司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李振杰著：《私营企业透视》，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65页
（2） 谢美琴、叶华新：《个人独资企业在广州难成气候——一元钱老板当得很辛苦》，《南方日报》 2001年4月3日第2版
（3） 史际春：《国有企业法》，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5-10页
（4）王天鸿：《一人公司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第20页
（5）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209页
（6）袁建国：《“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社会科学》（沪）1985年第1期
（7）李萍译：《法国公司法规范》，法律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接受魏芬的委托，指派冯明超担任其二审辩护人。辩护人根据本案的事实及相关的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上诉人没有侵害国家财产所有权
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必须是公私财产所有权。一审认定诈骗的所谓“30多万元土地出让金”魏芬并未交到国土局或其指定帐户，该款的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仍然属魏芬所有，并不属于国家所有。因此，魏芬的行为没有侵害诈骗罪所保护的客体，不构成诈骗罪。一审法院把“不交”出让金与“诈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完全混为一谈。

二、上诉人没有虚构事实,骗取资产变现通知书
魏芬虽有免交土地出让金之意, 但她找郑德慧要求出具胡多文的花园街土地在基金会抵押贷款的证明，魏芬说了之后，郑德慧和姓钟的这个人都说不行，必须要这宗土地确实在基金会抵押贷了款的才行。她在他们办公室说了很久，郑德慧和钟时新都没答应，魏芬就走了。一审侦查卷二P14P39郑德慧,魏芬供述: 过了一段时间，是郑德慧打电话通知魏芬去拿《资产变现确认通知书》。
辩护人认为申请书和资产变现通知书的内容虽有虚构，是钟时新写的, 并加盖上基金会的公章。 但魏芬没有参与、指使、伙同他人虚构《资产变现通知书》的行为。这一事实有郑德慧、钟时新的证言与魏芬的供述, 能相互印证. 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书P16）认定魏芬虚构涉案土在基金会贷款的事实，骗取资产变现通知书，缺乏证据支持，是错误的。

三、抵款协议为胡多见办土地使用权证用的，不是拿到基金会和清整办骗取资产变现通知，而是为了把胡多文的土地过户到胡多见的名下
清整办郑德慧科长二审出庭（新）证实,自己在出具资产变现通知书时，清整办不需要抵款协议书，魏芬也没有提交抵款协议书。
国土局高强科长二审出庭进一步证实（新）, 如果没有抵款协议，土地证就不能办给胡多见,只能办给胡多文，但无论办给谁，土地使用类型都是出让。该抵款协议是用于将土地证办给胡多见的。
检察院的起诉书（判决书P2）认定: 是魏芬在免交出让金之后，才将土地转让给了胡多见。
因此，一审资阳市中院认定魏芬提交的抵款协议是为了拿到基金会和清整办骗取资产变现通知，从而达到诈骗土地出让主金这一事实，缺乏证据支持。

四、国家工作人员明知涉案土地没有在基金会抵押，使用权类型为划拨
从刑法理论上讲，诈骗罪是指采取虚构事实，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他人基于错误“自愿”处分财产，即他人不明知；如果他人明知是虚构的事实，心干情愿让人欺骗他，那就肯定不构成诈骗罪。本案的国家工作人员郑德慧、钟时新、刘维彬、王建伟、 陈绍华都明知涉案土地没有在基金会抵押贷款。并且经过严格的审批后，才免交了土地出让金。这只能认定成一种政府的行政行为。因此辩护人认为就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认定魏芬犯诈骗罪是一份即不符合法律也不符合法理的错误判决，难以让人信服。
诈骗罪是指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产。诈骗行为应当具有一定的客观逻辑顺序：①诈骗行为；②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③他人基于错误“自愿”处分财产；④行为人取得他人的财产。这四个行为先后有序，形成一个前后紧密相连的因果锁链，环环相扣，因果分明，既不能颠倒，更不可缺少任何一环，否则就不构成诈骗罪。

五、对魏芬花园街土地免交土地出让金是政府的意思，是政府给予魏芬的优惠政策
1、陈文仕、李庆威、王建伟、傅子鹏证词 证实在开发磷肥厂时，因该厂职工闹事，为了解决磷肥厂问题，由政府召集十多个职能部门多次研究协调，由魏芬在原合同价上再增加100万元，同时政府也明确表示在以后的项目上给予政策倾斜。
2、陈文仕（新）证词 魏芬向他反映，她在基金会贷款200万元，有部分用于支付修建塑料厂拖欠的建设款，其余部分用于磷肥厂开发。希望花园街的土地在基金会清整期间一并作出让处理，我就叫她按程序申报。此次对花园街的土地免收土地出让金就是政府对她政策倾钭的体现，代表了政府的意思。给魏芬免交土地出让金是政府支持企业行为。
3、李庆威（新）证词 对花园街免交土地出让金属于政府倾钭的范围。
4、书证一份: 王建伟认为市政府在专题研究魏芬开发磷肥厂问题的会议上说过今后在其他方面要给魏芬扶持和补偿，因此认为是市政府以免交出让金对魏芬给予支持 （见资阳市中院王建伟滥用职权罪一案(2005) 资刑初字第00022号刑事判决P2）。
辩护人认为虽然当时简阳市人民政府对花园街土地免交土地出让金没有召开专题会、下发文件。但这些领导人：陈文仕是市长、李庆威是常务副市长、傅子鹏是副市长、王建伟是国土局的局长，他们都明确表示了给魏芬花园街土地要免交土地出让金。

六、免缴土地出让金系合法取得，不是经济犯罪
本案的实质是由于2000年11月8日简阳市人民政府召集了国土、规化等十多个部门开了协调磷肥厂与魏芬合同纠纷的专题协调会，在会上研究由魏芬增加100万解决磷肥厂的资金困难，同时政府也公开承诺对魏芬以后的项目给予政策支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魏芬才找市领导要求对现承诺，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明知魏芬在基金会没有抵押贷款不符合文件规定,逐级请示后给魏芬开具了资产变现确认通知书，免交出让金和颁发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表面上看是国家工作人员违规了虚构了事实其实是政府意志的体现。
从行政法学理论上讲，行政机关一经作出的行政行为，既使事实不真实或者程序违法，对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仍有约束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土地法》和国务院有关土地出让金管理的相关法规明确规定，发现作出免交土地出让金的决定有错，可依法撤销原有决定，通知魏芬补缴土地出让金；拒不缴纳的，收回并注销土地使用权证或作出行政处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再者，免交土地出让金必须由国家工作人员逐级签字盖章，魏芬乃一介平民，无论她怎么虚构事实，也不可能诈骗成功。一审法院认定她犯诈骗罪于法于理相悖。
我国刑法对当事人采取虚假手段不交少交规费，要追定刑事责任的有: 偷税罪，骗取出口退税罪。对土地方面的犯罪只规定了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两个罪名。因此，当事人采取虚假手段不交少交土地出让金的，刑法没有对其行为要定罪处罚。一审法院判上诉人有罪，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应当坚决纠正。

七、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中存在的错误
1、检察院的起诉书认定魏芬想在该宗土地上搞开发是2001年8月， 资阳市中院判决书P1,硬要认定是2001年9月。
2、判决书P9郑德慧证言：魏芬提供土地使用证、贷款凭证、抵款协议书，这是法院捏造的。辩护人查阅了所有的卷宗，郑德慧证言中根本没有，纯属捏造，能否当庭出示。
3、判决书P16，一审认定对简阳市政府关于免交土地出让金的议事纪要是否清楚的认定，辩护人认为简阳市的第九次议事纪要是一份行政文件，针对众多不特定的人发布的，政府有义务要政务公开、让市民知晓，政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而魏芬主动了解，根本就不违法。而一审法院却认为她对纪要内容不清楚的辩解不予采信，确实荒唐，资阳中院的法官就是个法盲。如果按照资阳中院的逻辑，那么今天学法知法的人都成了罪人。
4、判决书P16认定魏芬正是采取了虚构涉案土地在基金会抵押贷款的事实骗取到资产变现确认通知书，这一认定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纯属臆造。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二审辩护人: 冯明超
2005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