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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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检察院——耿春雨


〔内容摘要〕人权保障乃现代刑事诉讼之灵魂。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被追诉者地位的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及人身安危极易受到国家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的侵犯，因而，其权利的保障自然成为人权保障的重点。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罪推定”、“重实体，轻程序”等法律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控制方式本身固有的重大缺陷，致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因此，一方面应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扩大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关键词〕犯罪嫌疑人；侦查权；司法控制；沉默权；辩护权；人身自由权
一、对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予以保障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理念源起于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不仅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而且是一场巨大的思想革命。思想的解放，权利意识的张扬，彻底摒弃了封建社会压抑个性、排斥权利的桎梏，提出了民主、自身、人权的口号。英国思想家洛克针对封建专制，非人道的司法制度提出：“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1〕这揭示了自由与法有一种内在联系，法应该以自由为前提和基础。自由应该是法的灵魂，自由即是法的出发点又是法的归宿，法应该以保障自由为根本目的。自由是法的灵魂的思想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理论的基础。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开始用“理性”与“人性”的态度来看待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法官还应与被告人处于同等的地位，或者说，法官应该是被告人的同辈。这样，被告人才不觉得，他是落到倾向于用暴戾手段对待他的人们的手里。”〔2〕
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地位受到普遍的关注，始于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一书，此书开辟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研究之先河。提出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最基本的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即“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那么，作为诉讼主体的犯罪嫌疑人拥有诉讼程序上的基本人权，国家应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并为这些权利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条件。然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把犯罪嫌疑人列为当事人，使其诉讼主体地位在理论上及立法中得到确认，但由于缺乏立法及司法双重层面上足够的权利保护，因而这种诉讼主体地位在事实上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实现。在注重人权保障，加快诉讼民主化进程的今天，探讨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对于构建科学的诉讼结构，推进诉讼程序正当化，进而实现刑事诉讼法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我国侦查权控制方式存在的缺陷及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存在的问题
以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看，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对于充分发挥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揭露、证实和惩罚犯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其严重背离诉讼规律的客观要求，其缺陷和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㈠检察监督的缺陷：首先，检察机关所具有的这种法律监督地位，尽管在确保公安机关遵守诉讼程序方面，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刑事司法体制的设计，在刑事诉讼中，公检都行使控诉职能，均承担着追诉犯罪的任务，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使得检察官很难摆脱追诉犯罪的心理负担，往往在监督公安机关时“心太软”，对公安机关逮捕权的制约也常常流于形式。而且，检察机关在我国宪政体制以及在刑事诉讼中该不该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无论以诉讼理论上，还是以法治国家制度构建上，都不无问题。其次，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相当有限，也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致使监督常常流于形式。例如，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只能以提建议的方式促使其纠正，假如公安机关置之不理，检察机关通常也别无良法。尽管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对于公安机关通过一定手段所获得的非法证据，可以拒绝作为控诉犯罪的证据，但由于“配合原则”的要求以及各种法外因素的干扰，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很少使用这种手段。而且，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大量工作都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材料，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象能够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检察机关反映警察在侦查活动中有刑讯逼供、骗供、诱供等违法行为，如无明显证据证明，检察机关也不会轻易相信。即使相信，查证事实也很困难。最后，检察机关对于自行侦查的案件，可以动用任何强制措施，这使得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案件的监督事实上成为空谈。
㈡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控制方式在实践中的弊端：由于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极其薄弱，现行的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控制模式又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致使侦查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整个侦查程序基本上由公安机关一家进行暗箱操作，不仅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司法不公现象普遍存在，加上各种法外因素的干扰，侦查权已成为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法外特权”〔3〕这必然导致侦查权的滥用，从而致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具体表现在：第一，律师在侦查中的刑事辩护活动因受种种限制而困难重重－－律师接受委托难、公见难、公见时了解案情难、调查取证难、合法权益受到保障难。第二，侦查讯问中刑讯逼供现象突出－－侦查机关刑讯逼供导致冤假错案，甚至致人死伤的报导不时见诸于报端。第三，侦查羁押期限普遍较长，而且超期羁押最长可达37日，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一般最长可达7个月。此外，超期羁押（包括刑事拘留、逮捕后移送前、补充侦查中的超期羁押）也普遍存在。第四，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刑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第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确立。非法证据的内涵、范围、排除非法证据的基本原则等均无规定。
三、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完善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侦查模式在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因此，为实现犯罪嫌疑人从犯罪客体到诉讼主体角色的真正转换，保障其权利，必须加强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并进一步扩大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㈠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之宏观设计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公正与效率，构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时应关注这两个目标：
⒈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程序，对于所有涉及公民权益的强制侦查行为，诸如逮捕、羁押、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搜查、扣押、窃听、通缉等应当由法官发布司法令状。当然，如果存在“紧急情况”，侦查机关也可自行采取有关的强制措施，但必须在采取强制措施后，立即向法官报告，由后者在听取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双方的意见后，作出相应的书面裁定。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对该裁定不服，应当允许其向原作出强制措施的法官提起旨在解决强制措施是否合法的申诉，由法官通过开庭的方式来予以审理并作出裁决。在条件成熟时，还可以设想赋予被告人对于该裁决的上诉权。这就使侦查活动纳入“诉讼”轨道，从而符合程序公平的要求。
⒉对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予以调整，确立审判权（司法权）的中心地位和中立形象。这就要求废止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和“检察监督原则”。上述两原则的最大弊端，在于降低或破坏了审判权在诉讼中应具有的权威地位和中立形象，使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与法院成为平起平坐，不分高低的三大司法机关。而且，让法院和公、检配合，也有损于现代法治国家法院的中立裁判者形象。法院作为公正的司法裁判者，应当对国家和被告人一视同仁，不能有所偏袒。“公、检法配合原则”的要求，无疑使法院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职能混为一谈。如果让这样的法院来承担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任务，其效果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不可能有实质的区别。
⒊实行检、警一体化，并由人民检察院领导，指挥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工作。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的建立，无疑是对公、检打击犯罪的手段进行了限制。为使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既符合程序公平的要求，又不偏离追诉犯罪的高效目标，必须对现行检警关系予以调整。关于检警一体化的具体设计，可考虑：⑴弱化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确立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行为进行领导、指挥、监督，使之更具准确性、权威性，以保证刑事追诉活动能持续高效率运作。⑵将承担侦查职能的司法警察从现行的公安管理体制中分离出来，划归检察机关领导和管理。〔4〕
⒋改革现行法官的选任制度，实现法官的社会精英化。因此，要使司法真正能够成为社会正义和公民权利的庇护者，从而能够对从属于政府的侦查机构进行独立的司法控制，“重要的在于，为司法独立提供坚实的制度环境的同时，应力图使司法阶层成为一个足以向政治社会施加反影响的集团。同质一体将确保它的团结。而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对社会流俗的度超越将更强化它的决定的权威和效力，与社会之间形成这样正常的互动关系，司法才能成为社会关系的有力调整者和社会发展的有力推动者”。〔5〕
目前，我国法官群体的现状，令人堪忧。湖南省高院副院长周效和曾撰文说，“就全国而言，法律大专程度的法官，大约有一半”。〔6〕这种状况已成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障碍。因此，我们必须改革现行的法官选任制度。大体上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的经验，即法学毕业生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合格者再接受专门的司法训练，毕业后才有资格被提名或任命为法官。也可以学习英美，从优秀的律师中选任法官。与此相适应，法官的数量也应受到合理的限制，法官的薪水待遇必须提高，以使法官享有更大的尊重和威望，从而吸收优秀的人才进入法官职业中来。
⒌应当在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以使司法权能够在法庭审判阶段继续对侦查权的合法性进行事后控制。尽管我国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确立了类似的规则，但范围乃嫌狭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权威性也不够高。公安部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只规定了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取证，而对非法证据的效力并未涉及。立法上的不足以及司法解释的不统一，势必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因此，在刑诉法修改或制定证据法时，应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予以确立，即对于侦查机关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无论是通过刑讯逼供行为所获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还是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都应当全部排除，即不允许进入法庭调查。如果在庭审中提出后才发现其违法，法官在判决时应排除其证明作用，而不予采信作为定案的依据。
⒍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相分离。与西方各国相比，我国侦查机构实施的拘留、逮捕措施没有实现程序上的分离。按照西方各国的做法，逮捕只是作为保证嫌疑人、被告人及时到案的手段。逮捕后必须“毫无迟延”地将被捕者提交法官，由后者通过开庭的方式作出是否羁押、保释以及羁押期限的裁定。这种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可以保证羁押具有高于逮捕的法定条件，并按照更加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从程序上防止嫌疑人受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强制措施。〔7〕在我国，也应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相分离，并且拘留、逮捕后是否羁押以及羁押期间的长短均由法院决定。据此，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如果对有关羁押的决定不服，应有权申诉，原作出羁押决定的法院受理后，应当及时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作出裁定。如对该裁定不服，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还应有权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上级法院应当就羁押是否合法与正当作出最终的裁判。
㈡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扩大及保障
⒈赋予沉默权。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偿能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沉默权规则与无罪推定原则是紧密相关的。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未经法院宣布有罪前都认为无罪，因此，为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而提出充分证据的责任由追诉机关承担，犯罪嫌疑人无此义务，也就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必然导致理论上与实践中的自我归罪。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认有罪是不人道的，也是违背人性的。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这不仅是现代举证责任原理与当事人主义诉讼理念的要求，而且是避免自陷其罪的自然法则的要求。犯罪嫌疑人有辩护权，却无不说话（即保持沉默）的权利，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而侦查人员获取嫌疑人口供的本能，秘密主义侦查模式以及嫌疑人的人身受到侦查机关长时间的控制，所有这些必然导致刑讯逼供这一妨碍诉讼主体地位实现的大敌横行。因此，确立沉默权规则是实现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要求。
⒉加强辩护权。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的核心权利，而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是实现辩护权的基础。然而，如前所述，律师在侦查中的刑事辩护活动却因种种限制后困难重重。针对这种现状，应排除各种障碍，使律师的自由会见权，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调查取证权成为现实。
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权的实现还有赖于律师制度的发达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能够获得律师的帮助，维护刑事司法的公正、公平，我国在刑事诉讼中有必要建立侦查阶段法律援助，使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延伸到侦查阶段。建议建立这样的法律援助，一是应规定对无力或无法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有为其指定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义务；二是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三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在财政预算中列入法律援助的专项经费；四是规定律师履行法律援助的数量和质量，并以此作为律师事务所、律师管理部门年检注册的审核项目之一，以强化律师的社会责任。
⒊赋予证据保全请求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可见，立法同时肯定了法官、检察官和侦查人员的调查取证权，但《刑事诉讼法》对法官的调查权做了限制，且仅限于庭审阶段。实际上，刑事诉讼中取证活动多由侦查机关进行。但在实践中，基于追究犯罪的本能驱动，侦查人员更多地关注有罪、罪重的证据，而对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有时怠于收集甚至故意隐匿，致使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遭到毁损甚至来失。这不仅对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活动极为不利，而且也妨害了案件真实的发现。从实现证据收集的全面性以及强化辩护权出发，应当采取措施防止侦查机关取证的偏颇。而犯罪嫌疑人无强制“侦查权”，受聘律师又无取证的权利，为此，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证据保全请求权以及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当侦查机关对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疏于收集时，犯罪嫌疑人首先有权向侦查机关申请证据保全；当侦查机关不予注意并未及时采取适当措施时，犯罪嫌疑人有权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证据保全的请求由专门的审查法官而不是庭审法官审查。审查法官有权命令侦查机关进行证据保全或直接进行证据保全。由审查法官审查，可以避免审判法官的先入为主。受聘律师亦应有权申请证据保全，这是实现实质意义上的辩护权的重要保障。
⒋加强人身自由权的保障
在我国，犯罪嫌疑人的被羁押率很高，实际羁押时间亦较长，而取保候审与监视居住这些非羁押措施未能得到充分适用。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多被限制与剥夺的现状，与现代无罪推定原则以及人权保障思想相背离。为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审前羁押是必要的，但应坚持必要性与比例性原则，避免不必要的羁押给当事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以及给国家带来人力、财力的浪费。为此，一方面公安司法人员应转变观念，增强人权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应逐步完善非法羁押措施，主要是取保候审制度，充分利用非羁押手段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具体而言：
⑴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不受任何非法逮捕与羁押的权利。当务之急需要对我国的逮捕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这就是取消检察机关的批准、决定逮捕权以及弱化公安、检察机关的拘留权，实行司法令状主义和逮捕与羁押相分离制度。
⑵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知逮捕，羁押理由的权利。法律应规定，公安、检察机关依法实施逮捕后，应当在短时间内告知被逮捕人逮捕的理由以及法律与事实根据，并应告知其所享有的权利。
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及时带到司法机关的权利。公安、检察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应及时将其带到法院，由法官审查是否需要羁押。被逮捕人有向法院提出控告侦查人员实施非法逮捕的权利。如前所述，关于将被人带至法院的期限，国际准则并没有具体规定，而往往表现为“及时”，但各国均有明确的规定。对此，我国亦应规定一个适宜的期限，如24小时或者48小时（特殊地区可放宽至72小时），但这一期限并不能用来对抗及时原则。
⑷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暂时被释放的权利。审前羁押的目的原本是防止被指挥人实施妨碍诉讼的行为或重新犯罪，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但从保障人权的高度，应避免不必要的羁押，使羁押成为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为此，应建立、完善无条件释放及取保候审（可改造为保释）制度，以保证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在非羁押状态下等待审判。
⑸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对羁押提出异议的权利。应制定具体的规定来保护被羁押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权利。可以设想，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在羁押期内可以随时向专职审查法官提出因羁押不合法或羁押理由消失而要求释放或取保候审的申请。专职法官应尽快审查并做出决定。专职法官亦应每隔一定时间主动审查羁押一次。
⑹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在合理时间内接受审判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侦查羁押期限，同时规定羁押期满应当解除羁押或者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这有利于保护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在合理时间内接受审判的权利。将羁押期限限制在“合理时间”内，是我国立法要解决的课题，而在实践中，必须严守法定的羁押期限。
⑺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因受错误羁押获得赔偿的权利。我国1994年制定并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赔偿法》对被错误拘留或错误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赔偿做了具体规定。为适应逮捕司法令状主义改革，《国家赔偿法》也应予修改。修改涉及的内容包括赔偿义务机关、赔偿程序等。赔偿义务机关应为做出逮捕与羁押决定的法院，应在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负责审查赔偿案件。此外，国家还应设立专项的赔偿基金，列为国家财政预算。
被羁押犯罪嫌疑人的休息权、医疗保障权等，亦应于以切实保护。
国际司法准则规定的被羁押者应享有的待遇，立法亦应予以有效保障。主要包括：⑴关于反对断绝与外界接触的拘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1条第2款规定：“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实践中，侦查机关以种种借口不履行这一义务的现象大量存在，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应当切实保障被逮捕人这一待遇的享有。⑵关于接触家庭成员及其他人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亦应做出明确规定并予以保障。⑶关于禁止刑讯逼供和非法待遇。对被羁押者的这一权利尤应予以保护。应制定完善的措施以防止刑讯逼供及实现对刑讯逼供者法律责任的有效追究。我国应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上述内容的立法，切实保障被羁押者应享有的待遇。

〔注释〕
⑴〔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⑵〔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⑶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T〕，法学研究1999（1）
⑷郝银钟，检察权质疑〔T〕，中国人民大学报1999（3）
⑸慕槐，对法官施加影响〔T〕，法学研究1994（3）
⑹转引自贺卫方，司法的制度理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七台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七台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有关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七台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OO六年十二月二日



七台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中小科技企业，规范我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与管理，促进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健康发展，根据黑龙江省科技厅《关于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黑龙江省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暂行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科技企业孵化器，是为新创办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创业服务的专门化科技服务组织，通过提供研发、生产、经营场地、通讯、网络与办公等方面的共享设施，系统培训和咨询、政策、融资、法律和市场等方面的支持，降低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提高企业的成活率和成功率。科技企业孵化器实行企业化管理，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养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家为宗旨。包括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二次产业孵化基地（以下简称孵化器）。服务对象是科技创业者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其产出是高质量、成长性好的中小科技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孵化器是我市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创新体系的核心。
第三条 市科技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市孵化器建设与发展进行宏观管理和业务指导。

第二章 孵化器的职能与要求

第四条　孵化器行使和履行下列职能：
（一）通过整合社会科技资源，为在孵企业提供足够的创业场地和共享设施；
（二）组织实施扶持在孵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及孵化资金的投入，开展信贷担保、风险资本引导和产权交易服务；
（三）搭建科技信息网络平台，提供国内外最新科技和产业信息；
（四）组织在孵企业开展各种科技交流、科技协作和市场开拓等活动；
（五）注重创业文化与氛围的营造，积极帮助创业者提高科技创业能力；
（六）适应在孵企业发展要求，做好各种培训、交流与合作服务。
第五条　孵化器建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运行机制，通过优质有偿服务降低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提高企业的成活率和成功率，实现其经济和社会效益。逐步实现自收自支、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向专业化、多元化、网络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
第六条　支持和鼓励孵化器的建设与发展，鼓励各类组织、机构、企业团体以及有条件的个人创办多种形式的孵化器，包括综合性孵化器、专业技术孵化器、大学创业园、国有企业孵化器、民营孵化器等。

第三章 孵化器认定与管理

第七条　孵化器管理采取市、区县两级管理、分类指导的办法。市科技主管部门负责市级孵化器认定和管理工作，区县建立的孵化器，符合市级孵化器条件，经所在地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可依照本办法申请认定。
第八条　申报市级孵化器认定，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孵化器目标、性质、定位及发展方向明确，符合本办法第二条所规定的要求；
（二）具有可自主支配孵化场地，其中综合型孵化器建筑面积不少于3000平方米，专业技术型孵化器建筑面积不少于1500平方米，其中在孵企业使用的场地应占总场地面积的2/3以上；
（三）综合型孵化器在孵企业不少于20家，专业技术型孵化器在孵企业不少于10家；年毕业科技企业数占在孵企业数的25%以上；
（四）服务设施齐备，服务功能齐全，可为企业提供场地、商务、资金、信息、市场、培训、技术开发与交流、国际合作等多方面服务；
（五）领导班子得力、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人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50%以上；
（六）管理制度健全，具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自身及在孵企业的统计数据齐全；
（七）实际运营时间1年以上，经营状况良好。
第九条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企业为自身或本行业发展建立的工程技术中心或研发机构，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申请市级孵化器认定：
（一）研发中心（机构）目标、性质、定位及发展方向明确，符合本办法第二条所规定的要求；
（二）具有可自主支配场地1000平方米以上，其中在孵企业使用的场地应占总场地面积的2/3以上；
（三）具备从事相关研发领域必备的硬件设施及设备，可为企业提供商务、资金、信息、咨询、市场、培训、技术开发与交流、国际合作等多方面服务；
（四）领导班子得力、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人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70%以上；
（五）管理制度健全，具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自身及在孵企业的统计数据齐全；
（六）实际运营时间在1年以上，经营状况良好。
第十条　进入孵化器的孵化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企业或机构成立时间不超过2年；
（二）企业产权清晰，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开办企业和实施孵化项目所需的基本资金；
（三）新创办的或年技工贸总收入在30万元以下运行不到2年的企业；
（四）企业从事研究、开发、生产的项目和产品应符合科技部等部门颁布的《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目录》范围和国家及地方鼓励扶持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要求；
（五）企业负责人应为熟悉本企业产品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
（六）企业项目（产品）应符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和要求。
申请进入孵化器的孵化企业，孵化时间原则上不超过3年。
第十一条　孵化器毕业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两条以上：
（一）经市科信局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项目或产品）；
（二）经营状况良好，主导产品有一定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具有产业化生产能力及条件；
（三）年技工贸总收入在100万元以上，或在孵期间年技工贸总收入和资产递增率超过50%；
（四）企业负责人具有较高经营管理水平和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孵化器毕业企业由市科技主管部门统一组织考核，对符合条件企业颁发孵化器毕业企业证书。
第十二条　申报市级孵化器，应首先向所在区县科技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上报材料，经审核后，由区县科技主管部门上报市科信局。市科信局依据本办法组织专家评审认定，对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孵化器，颁发证书并予以公布。被认定为市级孵化器（基地）的单位与其主管部门的隶属关系不变。
第十三条　申请认定市级孵化器（基地）须提交下列材料：
1、《七台河市认定科技企业孵化器申报书》；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3、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4、孵化器管理人员情况表；
5、孵化器上年度财务报表；
6、入驻企业名录、毕业企业名录及淘汰企业名录；
7、孵化器内实施的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名录；
8、孵化器配套创业投资情况说明材料；
9、其他附件。

第四章 孵化器扶持与考核

第十四条 根据黑龙江省科技厅《关于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黑龙江省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暂行办法》有关规定，经批准认定的市级孵化器（基地），可享受七台河市有关孵化器和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区县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在规划、用地、财政、收费等方面为孵化器提供政策支持，可申报批准为高新技术企业。
第十五条　全市孵化器建设在市科技计划中列创新孵化体系专项，每年在科技三项经费中按20%安排孵化器建设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孵化器建设和在孵企业的项目支持。区县科技主管部门要将孵化器（基地）工作纳入当地的科技发展计划和科技三项费用计划，为孵化器（基地）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
第十六条　市科技主管部门将按照国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基地）认定标准，向国家、省有关部门推荐国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基地）。
第十七条　市科技主管部门将定期组织市级孵化器考核，对在孵化器建设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对连续三年绩效评估达不到条件的孵化器，将取消其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基地）的资格。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