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监督管理实施办法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2 10:46:18 浏览:9590
来源:法律资料网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监督管理实施办法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监督管理实施办法（电监资质〔2012〕24号）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监督管理工作，根据《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管理办法》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简称电力监管机构）对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发电企业、输电企业和供电企业等遵守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制度情况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电监会)负责指导、监督和协调全国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监督管理工作。
电监会派出机构（以下简称派出机构）负责辖区内许可证监督管理工作，依法严肃查处违规行为，重大情况和问题应当及时报告电监会。
第四条 派出机构通过核查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年度自查材料、信息报送及分析等非现场监管方式以及必要的现场监管方式，履行许可证监督管理职责。
第五条 派出机构对取得许可证的单位是否持续符合许可证法定条件的情况实施监督管理。
取得许可证单位的注册资本和净资产、设备、生产经营场所、从业人员等发生变化，不符合许可证法定条件的，派出机构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整改情况予以复查。逾期不改的，派出机构应当根据其实际条件重新核定许可证的类别和等级；不符合许可证最低等级法定条件的，应当撤销许可，按照规定办理许可注销手续。
第六条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按照规定申请许可证有效期延续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提出申请。派出机构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并按照下列规定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
（一）符合许可证法定条件的，派出机构应当依法作出准予延续的书面决定，许可证有效期起始日为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日次日；
（二）不符合许可证法定条件的，派出机构应当依法作出不予延续的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该单位，通知书中应当说明不予延续的理由。
未获得许可证有效期延续的单位，可以重新申请许可证。重新申请取得的许可证，应当重新编号。
第七条 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按照规定申请延续或者延续申请未被批准的，派出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办理许可注销手续。
第八条 派出机构对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是否存在非法转让许可证的行为实施监督管理。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转让许可证。
派出机构发现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是否存在非法转让许可证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
（一）未将其承包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业务依法进行分包，在施工现场所设项目管理机构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财务负责人、质量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等不是本单位人员的；
（二）施工现场实际施工人与中标单位或者施工合同约定的施工单位之间不存在资产产权关系或者统一的财务核算关系的；
（三）其他涉嫌非法转让许可证的。
本条所称本单位人员，是指与本单位有合法的人事或者劳动关系的人员。
第九条 派出机构对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是否存在将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业务转包给其他单位、个人或者分包给未取得许可证或者超越许可证许可范围的单位、个人的情况实施监督管理。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派出机构应当对其是否存在违反许可证制度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
（一）分包后未在施工现场设立项目管理机构和派驻相应管理人员，未对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的；
（二）以劳务分包等名义将承包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业务交由其他单位、个人承担的；
（三）其他涉嫌违反许可证制度的。
第十条 派出机构对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从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活动的分支机构情况实施监督管理。
（一）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的子公司从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活动的，应当独立申请许可证并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活动；
（二）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的分公司从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活动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备案。经备案的分公司可以以总公司名义从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活动，并由总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设立从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活动分公司的，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之日起三十日内，分别向本单位所在地以及分公司所在地的派出机构备案，提交下列材料：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许可证复印件，分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二）分公司章程或者设立分公司的文件；
（三）本办法实施后新设立的分公司，提供本单位设立分公司开办资金的证明；本办法实施前已设立但未备案的分公司，提供能够反映分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的本单位合并年度会计报表；
（四）对分公司从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活动的授权书；
（五）分公司营业场所使用证明复印件，分公司负责人、技术和安全负责人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复印件，分公司有关人员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和身份证明复印件；
（六）派出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在颁发许可证的派出机构辖区以外设立的分公司备案后，分公司在备案的派出机构辖区内从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活动，视同已经向备案的派出机构报告。
本办法实施前已设立但未备案的分公司，其备案的时间由派出机构具体规定。
第十二条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变更、撤销从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活动分公司的，应当按照前条规定的程序分别向本单位所在地以及变更、撤销的分公司所在地的派出机构备案，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变更分公司的，提交变更后分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二）撤销分公司的，提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准予分公司注销登记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派出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三条 派出机构对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遵守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制度的情况实施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应当按照颁发许可证派出机构的规定，对本单位遵守许可证制度等的情况进行自查，每年以电子信息或者纸质材料等形式报送下列材料：
（一）自查报告；
（二）许可证副本；
（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四）设立从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活动分公司的，提供本单位与分公司的合并年度会计报表，以及各分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五）派出机构要求报送的其他材料。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对其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不得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有关情况。
第十五条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报送的自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本单位的财务状况，注册资本、设备、生产经营场所、从业人员等的变化情况；
（二）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活动情况，以及业务分包、施工现场项目管理机构设立、跨区作业等情况；
（三）遵守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制度情况；
（四）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以及相关电力技术、安全、定额和质量标准等情况；
（五）其他相关情况。
自查报告应当包括从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活动分公司的有关情况。
第十六条 派出机构按照规定的程序，对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报送自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抽查。
第十七条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未按照派出机构规定报送年度自查材料的，派出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由派出机构向社会公告，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八条 派出机构应当加强对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施工现场下列情况的监督检查：
（一）施工现场实际施工人与中标单位或者施工合同约定的施工单位是否一致，是否取得许可证并在许可范围内从业；
（二）是否存在允许其他单位、个人以本单位名义从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活动的情形；
（三）是否将承包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业务转包给其他单位、个人，或者分包给未取得许可证或者超越许可证许可范围的单位、个人；
（四）跨区从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活动的，是否按照规定向工程所在地派出机构报告；
（五）分公司从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活动的，是否按照规定备案；
（六）在用户受电、送电装置上作业的人员是否全部取得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并按照规定注册；
（七）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情况；
（八）需要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 派出机构应当将有下列情形的单位作为重点抽查对象：
（一）发生工程质量责任事故或者生产安全事故的；
（二）受到他人向电力监管机构投诉、举报的；
（三）技术、安全负责人等关键岗位人员变动频繁的；
（四）未按照规定提交年度自查材料的；
（五）派出机构认为应当抽查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派出机构根据年度自查材料的审查情况以及其他日常监督管理情况，对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遵守许可证制度、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以及其他有关规定的情况进行年度综合评价，并将评价等次记录在许可证副本上。
年度综合评价等次为良好或者一般的，在许可证副本上加盖监督检查戳记以及评价等次，发还许可证副本；年度综合评价等次为差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合格后，在许可证副本上加盖监督检查戳记以及评价等次，发还许可证副本。
第二十一条 派出机构应当将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年度综合评价等次记录在其许可证信用档案中。
第二十二条 发电企业、输电企业和供电企业应当健全工程建设管理制度、工程分包管理制度和生产管理制度，将许可证作为从事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活动的必要条件；在业务招标文件中应当要求投标单位必须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不得将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业务发包给未取得许可证或者超越许可证许可范围的单位、个人。
第二十三条 供电企业应当健全用户工程报装制度，应当在受理电力用户用电申请环节告知用户需委托取得相应许可证的单位从事受电设施施工；应当严格履行查验义务，在用户受电工程中间检查、竣工检验环节查验施工单位是否取得许可证并在许可范围内从业。
第二十四条 派出机构发现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发电企业、输电企业和供电企业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可以责令其当场改正或者限期整改；依法需要做出行政处罚的，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决定。
被责令整改的单位应当按照要求进行整改，在整改期限届满之日起十日内将整改情况书面报告派出机构；派出机构视情况决定是否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对未按照要求整改的，派出机构可以约谈其负责人；情节严重的，由派出机构对该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依法进行处理。
第二十五条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将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业务转包给其他单位、个人或者分包给未取得许可证或者超越许可证许可范围的单位、个人的，由施工地派出机构给予通报批评。
第二十六条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对从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活动的分公司进行备案的，由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所在地的派出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由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所在地的派出机构给予通报批评。
第二十七条 发电企业、输电企业、供电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派出机构给予通报批评：
（一）本单位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业务由未取得许可证或者超越许可证许可范围的单位、个人承担的；
（二）未履行查验义务，存在用户受电工程由未取得许可证或者超越许可证许可范围的单位、个人承担的。
第二十八条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单位在颁发许可证的派出机构辖区外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由行为发生地的派出机构依据有关规定处理，并将其违法违规事实、处理结果抄告颁发许可证的派出机构。
需要作出降低许可证等级、变更许可证类别处理，以及需要办理许可注销手续的，由颁发许可证的派出机构作出决定并实施。
第二十九条 派出机构查处伪造、涂改以及倒卖许可证等违法行为，发现违法事实涉嫌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按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10号）等规定及时移送案件。
第三十条 对于应当注销的许可，取得许可证的单位未按照规定办理注销手续，派出机构可以通过公告注销。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满三十日，视为许可被注销。
第三十一条 电力监管机构实施许可证监督检查，不得妨碍被检查单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被检查单位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电力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许可证监督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铁路劳动安全监察工作条例
铁道部
铁路劳动安全监察工作条例
1985年6月22日，铁道部
第1条 为了使党和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规、法令得到正确贯彻实施，搞好铁路运输安全生产，保护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在加强安全管理与群众监督的同时，必须对全路劳动安全工作实行严格的监察制度。为此，特制定本条例。
第2条 部属工厂，铁路分局、工程处及以上单位的劳动安全监察机构（劳动保护、锅炉及压力容器，下同）和人员，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设置和配备。
第3条 各级劳动安全监察机构和劳动安全监察人员，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分别履行下列职责，行使下列职权：
1、对贯彻党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规、法令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对厂房、工地、设备、机具、车辆、生产作业场所、生产通道等各项安全装置与措施，以及职工劳动作业安全等进行监督检查。
3、参加对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中有关劳动安全措施项目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对不符合安全卫生设计标准和安全技术规程的，有权制止施工和投入使用。
4、组织审查安全、防尘防毒、改善劳动条件措施项目和经费计划，并监督按期实现。
5、对锅炉和压力容器的设计、制造、安装、修理、改造、检验、水处理、使用管理等，进行监督检查，并参加事故调查处理。
6、对职工伤亡事故的调查、统计、报告和结案处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并按规定参加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7、定期分析职工伤亡事故情况，提出防止事故、减少伤亡的措施和建议，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8、对劳动保护用品和保健食品标准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女工特殊保护工作等，进行监督检查。
9、各级劳动安全监察人员，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生产、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检查安全生产与管理，监督消除事故隐患和危害安全健康的因素，抓典型，总结交流先进经验。
10、发现所属单位或同级业务部门，在安全生产上有违反党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规、法令和安全规章制度时，有权加以纠正或制止。对情节严重的，有权建议有关单位进行严肃处理。
11、对严重危及职工安全与健康的生产作业场所、设备、机具等，有权检查、限期改进。对逾期不改的，应决定停止使用、停产整顿或封闭，并向上级劳动安全监察机构报告。
12、对违章指挥生产、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者，有权检查制止。如不听劝阻、屡教不改或严重危及职工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时，有权令其停止作业，并建议有关单位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严肃进行处理。
13、对弄虚作假、隐瞒职工伤亡事故的单位，有权检查、提出处理意见，报经领导批准，严肃处理。
14、对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处理如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应以有关规程和规定为准，由事故审批结案单位的劳动安全监察机构提出结论性意见，报经领导批准，结案处理。若对职工伤亡事故统计报告和调查处理不当时，上级劳动安全监察机构有权检查纠正或提出重新处理。
15、劳动安全监察人员检查发现问题时，有权发出《劳动安全监察通知书》一式四份，交被检查单位两份，报上级劳动安全监察机构一份，自存一份；对严重的事故隐患或重大的安全问题，由劳动安全监察机构向被检查单位发出《劳动安全监察指令书》一式四份，送被检查单位两份，报上级劳动安全监察机构一份，自存一份。被检查单位接到《通知书》或《指令书》后，必须认真对待，及时研究改进，并将改进情况分别记入《通知书》或《指令书》回执中，回复检查单位。必要时，检查单位可派人查验。
第4条 各级劳动安全监察人员必须身体健康，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熟练的技术业务知识，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中专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铁道部、工程指挥部、铁路局、部属公司、部属工厂，以及铁路分局、工程处一级单位的劳动安全监察人员，均应由副科级以上干部或助理工程师以上的技术人员担任。关于劳动安全监察人员技术职称评定，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5条 各级劳动安全监察人员必须遵守下列工作准则：
1、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令，维护安全生产法规的严肃性。
2、执法严明，刚直不阿。
3、秉公办事，不弄虚作假。
4、坚持原则，遵纪守法。
5、钻研业务，勤奋工作。
劳动安全监察人员如有玩忽职守，执法犯法，造成不良影响者，应当严肃处理；对工作积极，有显著成绩者，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6条 劳动安全监察人员执行任务时，给予下列工作条件：
1、准乘各种列车（包括机车、守车、轨道车）。
2、遇有紧急任务时，可以向电话所声明记录紧急电话或拍发特急电报（凭发报人证件、签字或盖章）。
3、在本局管内无铁路招待所的地区，准许在乘务员公寓食宿。
4、通过有关单位领导，参加或召集有关安全工作会议，查阅有关案卷、记录、报表，借用必要的工具、仪器，要求派人协同工作。
5、劳动安全监察人员所需个人劳动保护用品，由各单位按有关主要工种发放范围发给。根据工作需要，配备必要的检测仪器、工具、用品和备品，逐步采用先进的检测手段。
6、对随时出动工作的各级劳动安全监察人员，根据各地电话总机情况，可装设住宅电话。
第7条 安全监察证的制定与签发
安全监察证由铁道部印制与签发。各级劳动安全监察人员执行任务时，应出示安全监察证。安全监察证的请领、收缴注销，要按附表格式，由工程指挥部、各局、公司、工厂提出申请，报部劳动人事局审核办理。安全监察证遗失时，应登报声明作废，由当事人写出书面检讨，按请领单位负责将监察证收回填表，报部注销。
第8条 各级领导必须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和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把安全生产列入各级领导的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与管理，支持劳动安全监察工作，保证劳动安全监察人员正常地履行职责和行使职权。对妨碍劳动安全监察人员行使工作职权或对劳动安全监察人员打击报复者，必须严肃处理。
第9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附件略）
中国法理学需要八个方面的变革
周永坤
中国法理学应当在新方法论的指引下实现理论创新的同时进行结构重组。这一过程将是十分艰难的,它需要在下述8个方面实行变革。
1．从“规律学”走向“规则学”
走出危机首先要解决法理学的学科定位。这当从法理学史来认识。法理学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它的“前科学”形态是17－18世纪的自然法哲学。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法学就是高度“实用”的,希腊的哲理法学倾向于立法学,法学之于立法者犹如园艺术之于园艺匠。而罗马的法学则是部门法学,主要是民法学和部门法学,它们与民事司法行为不可分离。希腊罗马的法学都缺乏作为法学的超越于部门法学的“一般法学”。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表现出向这一方向的努力,但是由于它浓厚的哲学和政治色彩,事实上被排斥于正统法学之外。到19世纪,在自然法学的基础上逐渐生发出四种理论倾向:康德、黑格尔的哲理倾向、边沁的立法学倾向、奥斯丁的规则学倾向和萨维尼等的寻求法律发展规律的倾向。奥斯丁将政治哲学色彩极浓的自然法、将罗马法(部门法学)、将英国式的法律技术逐出法理学,专事一般法律规范分析,实现法的一般理论向西方法学传统——规则学的回归,或在各部门法学之外发展出研究一般规则的专门学科,因而被公认为作为法的一般理论的法理学产生的标志。[1]当然,奥斯丁完全排斥价值分析是欠妥的,但是,它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法理学的价值分析应当有别于政治哲学——它应当建立在规范分析之上并为规范分析服务。
我国的法理学情况如何?我国的法理学源自苏联的“国家与法的理论”,姑且不说它的理论倾向,就其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国家和法的发展规律来说,它是哲学味浓于法学味的。苏联法理学的“规律学”倾向,与苏联法学彻底否定西方法学传统,否定资产阶级法学有关,也与苏联人赋予法理学的政治目标——找出法律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法必然灭亡,苏联法是最先进的法建立在一般规律之上——息息相关,其背后是在西方已受到冷落的科学泛化思潮。苏联法理学的规律学倾向在我国得以继承并极端化,法理学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图解。改革开放以前的法理学演变为负面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为纲学,它的目标与结论在于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为纲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虽然阶级斗争为纲观念被放弃,但是政治哲学味道仍很浓。近年来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内容被引进,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始终围绕政治哲学展开并为之服务,法理学的目的仍被限定的通过因果分析寻找“规律”这一哲学的。
要走出这一法理学的幼年阶段,应当实现从“规律学”向“规则学”的转换。规律学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的,而规则学则是讨论如何建立人际合理关系的学问。当然，我们说法理学是“规则说”,并不是如凯尔森那样排斥正义。法理学是规则学指法理学是以研究人际规则为核心内容的,除此以外,它包含了某些“规律”的内容,但只指人际关系合理化的趋势,及其合理规则中共性的东西;它包括正义的内容,这个正义以主体际关系中的正义为核心,以区别于伦理学讨论的正义,同时它还包括法律的共同性的技术。
2．调整同意识形态的关系
新中国的“国家和法的理论”本身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传统源于维辛斯基法学理论——它本身是斯大林主义的一部分。维辛斯基的法定义本身就是在1938年第一次全苏联苏维埃法律和国家科学会议上以官方决议的形式宣布的,仅就这一点而言,它就不是科学的,而是独断的。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维辛斯基说,“资产阶级实际上没有法律科学”,“奸细和叛徒集团很多年以来在法律科学中,几乎都居于垄断地位”,“在法律科学方面,还没有全部肃清可耻的托洛茨基一布哈林匪帮破坏活动的影响”。[2]可见这一理论形成的氛围与中国的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斯大林30年代大清洗的意识形态化,因而是负面意义的意识形态。苏联法理学的意识形态学科定位正好填补了我国全盘否定民国时期法理学造成的学术空间,并迅速左转。这在战争硝烟与巩固政权的高度情绪化氛围中具有某种必然性,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最终在阶级斗争为纲和法律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失去了立足之地,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这就是文革及其法学被完全取消。改革开放以来的法理学否定了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苏联传统,有了相对独立的内容,例如法律文化、法的社会作用、法律推理、法律现代化、等等。但是意识形态化问题并未能很好解决。一方面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现行理论中仍有存留,同时又加入了新的意识形态内容。其典型表现就是:不断有人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于不同观点予以文革式的批判,每当意识形态发生分歧时,都会波及法理学。它的许多内容,仍然是高度意识形态化而非法理学的。法理学的意识形态化是十分有害的,举其要者有:(1)它使法理学难以形成独立的学术品格,只能跟随意识形态之风摇摆;(2)它使法理学难以建构学术范式,它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念始终是意识形态的,而非法学的;(3)难以保证理论的连贯性,难免出现理论上的断层甚至自己打自己耳光的现象。例如前期学苏联,60年代批苏联修正主义;前30年阶级斗争为纲,80年代批判之;以前大讲社会主义法维护计划经济,90年代又批判之,等等。应当指出,这种受制于外部意识形态的反复无常并非学术的积累和进步,而是有损学术传统的形成与学术进步的。(4)法律问题的政治泛化,无法形成独特的法学视角。这一方面使法理学等同于政治宣传,另一方面使法律问题复杂化,不利法律问题的解决,例如,将法治问题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将人权与资产阶级等而视之,将分权与资本主义拴在一起,等等。(5)有损法理学的学术权威。意识形态化的法理学缺乏独立的品格,缺少符合逻辑的一贯的相对恒定的理论,它本身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同时对具有独立品格的和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论采取排斥态度,因此无法确立理论的权威。它无法,也不配成为立法的指引与司法的第二位法源。当然,法理学,特别是其中的价值评价部分要完全与意识形态分离是不现实的,但是,这不能成为法理学意识形态化的理由。防止法理学意识形态化要注意两点。一是结果不能是先验的,应当从人类经验和理性中来,是研究的产物,例如不能先依据外在权威确立结果,再去证明其正确性。二是研究方法的价值中立。这一问题上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韦伯并不反对把“主观的”评价作为科学研究对象,但是研究人员和老师“应当无条件的将经验事实的确定(包括他调查的经验个体的价值定向.行为)同他自己的实际评价是否满意(在这些事实中包含作为研究客体的经验个体所作出的评价)区别开来”,这两件事在逻辑上是完全不同的。[3]我国法学意识形态化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当作社会上唯一的价值判断,并为了“证明”其唯一正确性,不惜对经验事实作实用主义的裁剪,这是严重违反科学研究的规范与科研伦理要求的。
3．从“解释性、证成性”法理学到“解释性、评价性”法理学
时下的法理学对现行法律及其政治权威主要是解释性的和证成性的,这是有违法理学性质的。法理学既然是“规则学”,那么,它应该在解释的同时对研究客体作出评价,以规范法律的变化、运作及政治权威的行为。缺乏对现实政治权威评价的法理学,其实质是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合一。任何科学理论的前提是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否则所谓成果就是纯主观的要求与欲望,缺乏科学所要求的起码的客观性。如果我们的法理学具有这种评价能力,则我国的法律和国家本不至于走如此大的弯路,付出如此昂贵的学费。如果在反右中不经法定程序剥夺公民权利的行为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如果公社化运动无偿剥夺公民财产的行为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如果“5·16”通知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如果四人帮镇压丙辰清明的行为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则政治权威本可以冷静得多,法治国家也许早已建成了。
4．从中国的国家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
这涉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为“一般法”,在理论上法理学界并不存在分歧,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存在极大的片面性,使法理学成为“中国国家法的法理学”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分析对象仅限于国家法。二是研究对象几乎仅限于中国的法。从历时性观点来看,法律经过了部落法、国家法两个阶段,现在正由国家法向世界法阶段过渡,国家法只是法律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从共时性观点来看,国家法与社会法长期是共存的,特别是在现今世界上。当今世界上不但有国内社会层面上的社会法,而且有国际社会层面上的社会法,例如我们即将加入的世贸组织法律制度。同时,现今法律除了社会法、国家法以外还有超国家法律的存在。任一国家法理学学者的分析对象都着重于分析本国法,这本无可非议,但是只从本国法归纳出来的法的一般理论的片面性是显然的,因为任何人(包括人的群体)的经验都具有殊性。在逻辑上,从单一特殊对象无法抽象出普遍性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应当分清两个问题:法的一般原理、原则和本国法律制度的描述,前者应当尽量关注外国的法律和国家法以外的法律,尽可能避免片面性。同时应当注意控制法理学中本国法律制度描述的成分,否则,法理学就名实不符,成为“中国法律制度学”了。
5．从封闭的法理学到开放的法理学
我国的法理学本是开放产物,正是清末闭关锁国传统被打破才有了中国的法理学。民国时期的法理学也不重“中外有别”。20世纪下半叶这一传统被放弃。新中国法理学是从割断与发达国家的学术承继与交流开始的,但初期并未完全封闭:转向苏联开放。与其说是开放,不如说是照搬一种学术,骨子里是封闭的。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便彻底关上了大门,直到8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正常化。其间只有少量的苏联和西方著作引进,西方著作当然只能供批判用,有些甚至只能“内部出版”,这大概是国人独创的制度。笔者所见边沁的“功用主义》、狄骥的《宪法论》、马里旦的《人和国家》均属此类。80年代以后有了明显进步,大量的西方法理著作被引进。但是作为学科的开放这还是很不够的。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上,法理学作为研究一般法的法学分支学科,其开放性不但表现在研究、出版他国同行的著作,主要应当表现在正常的学术交流、学术上的互相学习、批判与吸收。但时下的法理学国际交流极少,与西方同行的共同话语太少,作为10多亿人的大国,译介的西方法理著作远远不够,高质量的,能与西方同行交流的学术成果就更是寥若辰星了。最可堪忧的是 “自己人”和“外人”的两分法这种情绪化的、非学术的态度,看来自尊实则自卑的“防卫”心态妨碍了对西方法理学的学习和借鉴。人们忘记了这个基本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如果我们的前辈在上世纪之交采取与我们同样的态度,则完全不存在今天中国的法理学。在多元交融的今天,文化的地方性早已是相对的了,我们常说:“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这个法理学的基本精神早已是西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话);但这同时又是中国的——经过中国人学习和理解的。有人肯定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反对学习、消化吸纳西方的法理学。笔者以为,难道真如某些以邻为壑的国粹主义者所声称的西方没落了?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社会在社会科学方面突然落后于仍处于农业社会的东方,而这一切都归结于两颗科学巨星的陨落！这是很幼稚的,是文化排外的籍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早期工业文明的产物,如果说19世纪的西方值得学习,20世纪、21世纪的西方反而不值得学习,这岂不显得有点滑稽可笑?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说,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比外国落后了。[4]只要承认“法理学”是科学,就必须向西方学习。敢于学习是强者的表现,是自强的必要条件,学习他人是人类获得知识的捷径。如果我国的法律早已西方化,法学学者都有个学习西方法律、法理的问题,那么,作为“一般理论”的法理学,就是首当其冲的。
开放除了上述空间维度以外,还有一个时间维度:向未来开放。法理学要能够说明、评价新的法律实践与思想,将新的实践与思想纳入法理学体系,并且如有必要,借以修改原有的概念体系及其理论。未来法理学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全球法律问题以及法律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法理学必须向这个大未来开放。
可开放性的第三个维度是事实维度——向事实开放。时间维度的开放当然包括了事实,这里的事实维度专指已然的事实:由于主客观原因而遗漏的已然的事实。对中国法理学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关注法人类学研究揭示的部落法事实、国际法学描述的国际法规则、超国家法规则、等等。
6．从主客体思维到主体际思维
中国的法理学可以称为主客体思维的法理学:它的基本方法是将人分为法律实践主体的人和法律实践客体的人两部分,其基本假设是法律是法律实践主体的人统治客体的人的工具,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构筑整个法律理论体系:法的起源是阶级统治的产物,法的本体是阶级意志,法的作用是阶级斗争、阶级统治甚至阶级镇压的工具,法的发展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最后法律消亡于无阶级的社会。这个理论的谬误是十分明显的。且不说国家产生以前早有法律,即使在阶级产生以后的国家法时代,法律也主要不是解决阶级关系的工具,法律是调整人际——主要是个体际关系的产物,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人的组合体只有各种法律拟制的人:法人或某些非法人的人的组合体。法律实践领域的人格分离现象是法律的败坏。退一步讲,即使主客体思维对于描述压迫型的法是有用的,对于法治社会是构建应然的法律体系,它无论如何是不适用的。随着经济、政治、生态、文化、法律全球化运动的展开,主客体思维的非科学性及其弊端日渐明显。在市场经济、法治社会里,主体际思维应当替代主客体思维而成为法理学的思维工具。[5]
7.从法学方法论到法律方法论
这里的法学方法论指法学研究的一般方法问题,在法理学教科书里一般分为一般方法原则和具体方法问题,通常讲些唯物辩证法、历史考察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分析方法、等等。这些实在不是法学的特殊研究方法,它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这些方法主要是对法律整体的认识方法,而不是“法律方法”,最多对法律方法存在指导意义或“方法论”意义,或仅对法学中的认识论成分有意义,或对建构合理规则体系的“经验”有意义。高扬这些方法本身与我们将法学定位为“规律学”有关。法学作为以“规则学”为主体的学问体系最终落脚点在于应然规则体系的预设,或是一种“事后的合理化”——对社会规范的理性建构,在于法律运作体系的组建以及法律运作的技术,这才是“法律方法”的核心。换句话说,法律方法的核心不是“认识的”,而是陈述的方法或规定的方法,套一句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实践理性”的方法。具体来说,就包括规则预设与合理化的方法、法律解释方法、法律漏洞之弥补的方法、法律推理方法、法律利益分析方法、法律适用的逻辑模式等等。[6]当然,对法律整体的认识方法也可涉及。不过,无论如何,“法律方法”应成为法理学的重要内容。
8．从一元法学到多元法学
学术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它应当永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也如商品生产一样,它是多元竞争、相互诘难、优胜劣汰的过程。因此它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多元思想的共存。在学术上统一口径必然扼杀学术本身。文革中法理学遭受灭顶之灾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我党历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这个意思。可惜始终难以落实。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有了长足进步。法学,特别是法理学是建构应然规则体系的学问,它在两个层次上涉及价值评价。一是“何种行为是正当的”——对人的行为的评价,二是“何种规则是正当的”——对规则的评价。价值评价本身是在各种不同的评价中展开的,各种评价都应当接受同行的、社会的评价。否则就没有价值评价而只有独断。诚如劳伦斯所言,“理论建构、批评以及防卫是法学的主要工作”。[7]进入90年代中叶以来,各种不同思想的争鸣常见于报刊杂志,已有学者开始注意中国法理学的流派问题,这表明维辛斯基法理思想一花独放的局面正在结束。但是离“多元并存”还有较大距离。例如,许多批评带有明显的文革色彩——文革式的批评是反学术的,它不可能发展学术;有些批评带有过多的感情色彩而缺少理性思辨和“据实说来”的科学态度。而且总体上相互批评不足。最典型的是各类表扬稿式的“书评”,更不用说有些纯属人为“炒作”以及自己和自己商榷的滑稽戏。起码多元并存没有被作为学术发展的理想状态来接受。现在,法理学发展的社会环境是50年来最好的时期之一,倒是少数法理学、宪法学圈内人士缺乏学者必要的宽容精神,不珍惜大好时光,不爱惜自己的人格,打棍子、扣帽子的文章常见于某些刊物,着实令人扼腕。争鸣是学术进步的条件,但争鸣是“学术的”而不是不允许别人生存。在这里,启蒙大师的风范永远是我辈的榜样:当年伏尔泰对卢梭的“科学、艺术加剧人的不平等”的观念提出了尖刻的批评,但是后来当政府因言论驱逐卢梭的时候,伏尔泰却盛情地邀请卢梭到他的庄园避难,他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是我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上述政治批评家的目的就在于把别人的嘴封起来,独断话语权。它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消灭学术。这可能是那些批评家们始料未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