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机电设备进口审查管理暂行办法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1 00:30:26 浏览: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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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机电设备进口审查管理暂行办法
辽宁省机电设备进口审查管理暂行办法［失效］
省政府15号令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进口机电设备的审查管理，防止重复进口，盲目进口，增强自力更生能力，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机电设备是指机械、电子产品及其零部件、元器件、备品、配件。
第三条进口机电设备，必须符合进口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建设长期规划要求，统筹安排，综合平衡，讲究经济效益。
第四条凡我省地方企业、事业单位及机关、团体从境外进口机电设备，均应遵守本办法。
沈阳市、大连市所属单位机电设备进口审查管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省工业生产委员会是全省机电设备进口审查主管部门，其所属的省机电设备进口审查办公室（以下简称省进口审查办公室）负责具体审查工作。
第二章申请
第六条凡需要进口的机电设备，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分外汇来源、支付方式、进口渠道，一律由需要进口机电设备的单位申请，其他单位不得代为申请。
第七条市以下所属单位申请进口机电设备，应逐级报市机电设备进口审查机构初审同意后，由市机电设备进口审查机构转报省进口审查办公室。
省直属单位申请进口机电设备，按隶属关系报省主管部门初审同意后，转报省进口审查办公室。
第八条申请进口机电设备，申请单位必须提交下列有关文件：
（一）引进项目需要进口机电设备的，应提交项目建议书的批准文件、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设计任务书及其批准文件、资金来源证明或利用外项目的贷款协议、设备分交货明细表及主要设备的选型说明；
（二）进口单机，应提交申请报告、订货卡片及卡片说明、资金来源证明，大型设备应附选型说明。
第九条申请进口机电设备，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严禁将限额以上进口项目分解成限额以下进口项目进行申请。
第三章审批
第十条凡进口机电设备，由省进口审查办公室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审查。进口限额以上引进项目需要的机电设备、限额以上单机和应当国家审批的其他机电设备，由省进口审查办公室人同有关部门初审，转报国务院机电设备进口审查办公室审批。
进口限额以下引进项目需要的机电设备、限额以下单机和应当由省审批的其他机电设备，由省进口审查办公室审批，抄报国务院机电设备进口审查办公室备案。
第十一条省进口审查办公室收到属于审批权限范围内的机电设备进口申请，应在十五日内予以批复。
第四章招标
第十二条对申请进口的机电设备，按国家规定符合招标条件的，应先在国内招标；经招标国内不能生产供应的，凭《招标结果通知》履行进口申请和审批手续。
第十三条除列入国家招标计划的进口机电设备外，由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下属的各机电设备招标公司依据省进口审查办公室的招标计划和有关规定组织招标。
第五章批件时效
第十四条省进口审查办公室对限额以下引进项目所需进口机电设备的批准文件，有效时限（自批准之日起至对外签约日期止）为一年；对进口限额以下单机和其他机电设备的批准文件，有效时限（自批准之日起至对外签约日期止）为半年。
国务院机电设备进口审查办公室对进口机电设备的批准文件，有效时限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由于特殊原因进口机电设备需要延期的，必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但顺延期限不得超过半年。
第六章复审
第十六条批准进口的机电设备，其用汇额度超过批准额度5％（不含汇率变化）的，必须经原审批机关核准，方可对外签约。
第十七条进口的汽车、计算机、录（放）像机，需要变更品种、规格，型号、数量、使用单位的，必须经原审批机关复审同意，方可对外签约。
第七章监督
第十八条申请进口机电设备，未经国务院机电设备进口审查办公室或省进口审查办公室批准的，经营机电设备进口业务的公司不得受理，对外经贸管理机关不得签发进口许可证。
进口机电设备合同审批机关在审批合同时，应查验批准证件。
第十九条没有进口机电设备批准文件的，外汇管理机关不得办理使用外汇手续或调拨外汇，中国银行分支机构及有关专业银行不得办理开证、付汇手续，海关不得放行。
第八章罚则
第二十条对未按本办法规定履行批准手续擅自进口机电设备的，由海关依法查处。
第二十一条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直接责任人和负责人，由其主管部门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进口机电设备审查工作人员必须遵纪守法，秉公办事。驻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情节轻微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附则
第二十三条外商投资企业生产所需进口机电设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省工业生产委员会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本办法省工业生产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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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刑法中的强奸罪
陈杰华
内容摘要：
强奸罪，是一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传统犯罪，在我国刑事法律中占据重要地位。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出现了诸如婚内强迫性行为、女性强迫男性性行为等诸多新情况，对此类行为是否以强奸定罪处罚，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在强奸罪具体认定上仍然存在争议。以致于同类案件，不同地方法院的判决结果却截然相反，损害了刑事立法的统一性，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麻烦和不便，也使得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有必要重新正确认识和把握强奸罪。本文通过对强奸罪本质特征；强奸罪与非罪的界限；丈夫能否成为强奸妻子的犯罪主体；少男与幼女间性行为的处理等问题进行探讨，指出：强奸罪本质特征是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性交，通奸不构成强奸罪，通奸与强奸的本质区别在于性行为是否违背妇女意愿，婚内强迫性行为不宜定强奸，少男与幼女间性行为作犯罪化不宜过大，并就我国强奸罪的立法完善问题提出立法建议。
关键词： 强奸 违背妇女意志 婚内强迫性行为
强奸罪，作为一种传统犯罪，在我国刑事法制史上由来已久。目前的司法实践表明，强奸犯罪在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大，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尤其是女性的性权利，破坏家庭稳定，危害社会治安。我国新刑法虽对强奸犯罪的定罪和量刑作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对强奸罪的具体认定仍然存在着争议，出现了司法不统一的现象。例如，同是婚内强迫性行为案件，在不同地方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却是截然相反，刑法学界对此也颇有争论。为正确认识和把握强奸罪，维护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统一，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有效地打击强奸犯罪活动，本文拟就强奸罪的一些基本问题、相关热点问题及立法建议等作一探讨。
一、强奸罪本质特征的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强奸罪是指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要正确认定强奸，主要把握它的本质特征，因为本质特征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量刑轻重的关键。
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强奸罪的本质特征是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性交，即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的内在本质特征， 犯罪手段的强制性是这一本质特征的外在表现。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因为违背妇女意志属于主观上的思想问题，要查明是否违背妇女意愿，不能从主观上去判断，只有从客观行为来考察。如果行为人在行为手段上没有任何的强制性，就很难说该行为是违背妇女意愿。因此，我们在概括强奸罪本质特征时，不能离开行为人的主、客观特征而孤立存在。
（一）违背妇女意志的理解
所谓“违背妇女意志”，是指违背妇女不愿与行为人发生性交的真实意思表示。 它违背的是妇女“不同意性交的意志”。如果妇女同意与行为人性交的，行为人的行为则不构成强奸罪。因为这是妇女自愿的行为，并没有违背自己的意愿，属于道德问题，但女性是幼女的除外。而“违背妇女意志”的外在表现是：行为人对妇女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使妇女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这些行为手段在我国刑法中已经作了明确规定。
（二）强奸罪本质特征的客观表现
任何一种犯罪的本质特征，都依靠犯罪的客观行为即客观表现来作判断，也只有研究犯罪的客观表现才具有实用价值和意义。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强奸罪本质特征的客观表现在于，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实施奸淫行为。这里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是强奸罪本质特征的客观行为手段，是客观表现中的重要一面，它对准确认定强奸行为具有重要作用。下面对这三种行为手段一一分析。
1、暴力手段。它是指行为人直接对被害妇女采用殴打、捆绑、卡脖子、按倒等危害人身安全或者人身自由，使妇女不能抗拒的手段。 它是强奸罪中最常见的手段方式，对这里暴力的理解要注意几点：一是，它采用的是有形力量直接对人身进行侵害。这种力量必须是有形的并且接触被害妇女的身体，如堵嘴、捆绑、按倒等；二是，暴力手段必须是对被害妇女本人直接实施。如果行为人为达到强奸目的，对第三人实施暴力，如殴打妇女的丈夫、儿女，以此恐吓、威胁妇女，使妇女不敢抗拒与行为人发生性关系，并没有直接对被害妇女实施暴力，这就不属于暴力手段，而是以下的胁迫手段。当然，对第三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则有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三是，强奸罪的暴力，不包括故意杀人在内，故意杀害妇女后奸尸的，不应认定为强奸罪； 四是，这种暴力没有强度的限制。不能够说暴力必须达到使妇女不能抗拒的程度，才能构成强奸。理由是：首先，我国刑法并没有对这种暴力手段作程度上强制性规定；其次，不同的行为人所采取的暴力手段的强度不一，不同的被害妇女因各自的生理、心理、性格等个人特征的不同，对暴力的反应及其程度也不相同。妇女能否抗拒，或是否敢抗拒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所以，对暴力的强度如何作硬性规定是不客观的，不具有可操作性。行为人使用的暴力，不管其程度的强弱或大小，只要违背妇女意志，就可以构成强奸。
2、胁迫手段。它是指行为人对被害妇女威胁、恫吓，达到精神上的强制的手段。如：扬言行凶报复、揭发隐私、加害亲属等相威胁，利用迷信进行恐吓、欺骗，利用教养关系、从属关系、职权以及孤立无援的环境条件，进行挟制、迫害等，迫使妇女忍辱屈从，不敢抗拒。 胁迫的实质是对妇女实行精神上的强制，使妇女不敢抗拒。它主要有几个特点：一是不敢抗拒性。行为人对被害妇女实施威胁、恫吓行为后，妇女在意志上处于不敢抗拒的状态，即使客观上有条件反抗，妇女基于行为人这种威胁、恫吓，也不敢反抗和拒绝而违心屈从；二是胁迫方式多样。既可以是口头威胁，也可以是书面威胁；既可以以暴力进行威胁，如持刀胁迫，也可以以非暴力进行胁迫，如以揭发隐私等相胁迫。 但无论行为人采取何种胁迫方式，只要使得被害妇女不敢反抗和拒绝，就可认定为“胁迫手段”。需要注意的是，1984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下称“1984《解答》”）特别规定了，“有教养关系、从属关系和利用职权与妇女发生性行为的，不能都视为强奸。行为人利用其与被害妇女之间特定的关系，迫使就范，如养（生）父以虐待、克扣生活费迫使养（生）女容忍其奸淫的；或者行为人利用职权，乘人之危，奸淫妇女的，都构成强奸罪。行为人利用职权引诱女方，女方基于互相利用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不定为强奸罪”；三是胁迫的对象虽然是被害妇女，但威胁既可以对被害妇女本人进行，也可以通过第三者实施。因为胁迫强调的是被害妇女的精神被强制，不论威胁行为对何人实施，只要使被害妇女产生精神上的恐惧而不敢抗拒，即构成胁迫，这是胁迫手段与暴力手段的最大区别。强奸的暴力手段要求对被害妇女本人实施，对第三者实施暴力不能构成强奸的暴力手段。
3、其他手段。强奸犯罪的手段多种多样，法律不可能对它进行全部囊括。因此，我国刑法除了规定暴力、胁迫手段外，还加上了“其他手段”作为补充。所谓其他手段是指行为人用暴力、胁迫以外的手段，使被害妇女无法抗拒。实践中较常见是：利用妇女熟睡、重病之机进行强奸；用酒或药物将妇女灌醉或麻醉，使妇女昏迷而强奸；假冒为妇女治病、以作迷信为名，利用妇女的愚昧无知而强奸；冒充妇女的丈夫、恋人或情人进行骗奸等。这些手段都是在被害妇女不能、不知或无法反抗的状态下实施的奸淫行为。
（三）准确认定奸淫行为是否违背妇女意志
违背妇女意志是构成强奸罪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奸淫行为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必须准确地认定。
1、妇女意志的违背在时间上的要求。强奸罪中妇女意志的违背仅限于性交当时，即实施性交行为当时妇女不同意进行，这是违背妇女意志在时间上的限制和要求。如果妇女与行为人性交当时并不反对，事后又因其他原因而以各种理由反悔，则不能认定是违背妇女意志。
2、是否违背妇女意志，不能以被害妇女作风好坏划分。任何妇女对是否性交、与谁性交都有权自己决定，作风不好的妇女的性权利同样受法律保护。比如通奸妇女、卖淫妇女，她们也一样享有不与他人性交的权利。如果在通奸妇女、卖淫妇女不同意性交时，而行为人强行对其实施奸淫行为的，实际上已经违背了通奸妇女、卖淫妇女不性交的意志，所以，强行与作风不好的妇女发生性行为的，依法可构成强奸。1984《解答》已明确规定，在审理强奸案件，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时，不能以被害妇女作风好坏来划分。
3、是否违背妇女意志，不能以被害妇女有无反抗表示作为必要条件。对于性交是否违背妇女意志的判断，就妇女而言，一般情况下，只要妇女对性交行为有明显反抗表示的则不难判明。但，如果是妇女没有反抗或反抗不明显的案件，该性交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在认定上就复杂些。1984《解答》对此也规定：在认定强奸罪时，对妇女未作反抗表示、或者反抗表示不明显的，要具体分析，精心区别。这主要是由于强奸行为手段的多样性决定的，比如，行为人用药物将妇女麻醉，使妇女昏迷后再进行强奸。在这种情况下，被害妇女已经昏迷，没有意识，根本不会有反抗行为。再如，冒充妇女的丈夫或恋人进行骗奸的案件，被害妇女对性交未作反抗表示，甚至在当时同意性交。对这类案件，如果我们还要求被害妇女必须有反抗表示才能构成强奸，那无疑是放纵犯罪分子，不利于保护被害妇女。所以，不能以妇女有无反抗，作为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的必要条件。行为人只要使被害妇女处于不能反抗、不知反抗或无法反抗的状态，就足以认定违背妇女意志，而不必要求妇女有反抗表现。
4、几种特殊情形的认定。刑法学界一般认为，违背妇女意志是指违背正常妇女的意志。如果妇女是精神病人或者痴呆者的，违背妇女意志又该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强奸罪呢？笔者认为，要区分不同情况具体认定：第一，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在未发病期间发生性行为，经妇女本人同意的，或虽属痴呆但能辨认性行为性质并有能力作出性交承诺的，并自愿发生性行为的，不构成强奸罪。因为精神病患者有持续型与间歇型，并有严重与轻微之分；痴呆者也有程度的严重与轻微之别。 一般来说，间歇型精神病人在未发病期间，是能够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能辨认性行为性质并有能力作出性交承诺的程度轻微痴呆者，也应视为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不属于违背她们的意志。所以，她们自愿与行为人发生的性行为，不能认定为强奸；第二，明知是持续性精神病患者或者程度严重的痴呆者，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管行为人采取什么手段，也不问妇女是否同意，都应以强奸罪论处。这是由于持续性精神病患者或者程度严重的痴呆者，均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法律对她们给予特别地保护；第三，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妇女为精神病患者或痴呆者，也没有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在征得妇女同意后发生性交的，不能以强奸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缺乏强奸罪主观方面的要件，即缺乏违背妇女意志，意图与妇女发生性交目的的主观罪过。
二、强奸罪与相关非罪行为的界限
处理强奸案件，难点之一是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司法实践中，主要表现在强奸与通奸、恋爱未婚男女性交的区分问题上。
（一）通奸与强奸的界限
通奸是指一方或者双方有配偶的男女之间，自愿发生性交的行为。 通奸不同于强奸，通奸双方发生性交是自愿的，并不违背妇女意志，不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另外，通奸在性质上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它虽然有害于社会婚姻家庭关系，且行为人应当受到社会的谴责。但我国刑法并未将通奸行为纳入追究刑事责任的范畴。通奸与强奸的本质区别是：性行为是否违背妇女意志。从理论上讲，两者间的界限不难区分。但司法实践中，由于个案的复杂性，使得通奸与强奸的区分极为容易发生混淆。具体分析如下：
1、男女双方先是通奸，后来女方不愿继续通奸，而男方纠缠不休，并以暴力或以败坏名誉等手段进行胁迫，强行与女方发生性行为的，以强奸罪论处。 例如：被告人柯某，与李某及其妻郑某一起来广州市做生意。自2000年9月起，柯某便与郑某勾搭成奸。2001年8月，因俩人发生矛盾，郑某提出终止两人的关系。但柯某心有不甘，为了能达到长期与郑某通奸的目的，在一次约会时，趁机强迫郑某拍裸体照片，抓住郑某的害怕心理，以将裸体照片公开及向其丈夫李某告发相威胁，又多次与郑某发生了性关系。法院最终判决柯某犯强奸罪。本案中，柯某与郑某先前的通奸行为，属于道德问题，柯某无需负刑事责任。但从郑某提出终止两人的关系，并拒绝再发生性关系后，柯某竟拍下郑某的裸照并以公开作为胁迫手段，使郑某不敢抗拒与柯某继续性交的要求，违背了郑某不同意性交的意志。柯某的行为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判决是正确的。这类案件实质是通奸转化为强奸的问题，要着重审查转化后的性交行为，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和采取了强制手段，来认定是否成立强奸罪。
特别要注意的是，有的妇女与人通奸，一旦翻脸，关系恶化，或者事情暴露后，为保护自己名誉、保全家庭关系，或者为推卸责任、嫁祸于人，或者其要求得不到满足等，把通奸说成强奸而告发行为人的，不能定为强奸罪。 这是典型诬告陷害。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不能偏信妇女一方陈述，要善于查清案发前男女双方的关系，是否存在通奸史，妇女告发与案发时间的长短及疑点，发生性行为的时间和地点是否有悖常理，妇女是在何种情况下告发，妇女情感态度上的变化等情况，仔细调查研究和审查，全面分析，弄清事实真相，准确定性，打击恶意妇女的诬告行为。
2、第一次性行为违背妇女的意志，但事后并未告发，后来女方又多次自愿与该男子发生性行为的，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处。 可以肯定地说，第一次的行为属于强奸，但从后多次行为看，都是女方自愿与男方性交，这一行为说明第一次的强奸行为对女方造成的危害性不大。另外，从稳定现有社会关系角度，已没有必要再追究行为人第一次强奸行为的责任。所以，此类案件一般不作强奸罪认定，也可以说是强奸转化为通奸而不以强奸论。但需明确的是：如果第一次强奸妇女后，行为人对被害妇女实施精神上的威胁，迫使其继续忍辱屈从的，应当以强奸罪论处。因为此时第一次和后来多次的性交行为，都违背了妇女的意志，且实施了强制手段，依法已构成强奸罪。
3、“半推半就”性交行为的认定。“半推半就”是指妇女对于行为人与之性交，既有不愿意的表示，也有愿意的表示。 它一般表现为行为人使用的强制手段不明显，妇女的反抗也不明显。对于此类案件，不能笼统地认为，因为妇女的反抗不明显，就认为没有违背妇女意志，是通奸；或者只要行为人使用了强制手段，无论明显与否，就认定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笔者认为，对于“半推半就”性交行为，只有确实查明性交违背妇女意志的，才能认定为强奸。否则，作通奸认定为宜。根据有关司法实践经验，要正确判断“半推半就”的性交是否违背妇女意志，主要从男女双方平时的关系、性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事发后女方的态度、在什么情况下告发、告发与案发时间的长短等事实和情节，仔细审查，作全面分析，不是确系违背妇女意志的，一般不宜按强奸罪认定。如果确实违背妇女意志的，以强奸罪论处。
4、利用从属关系、教养关系和职权等特定关系与妇女发生的性行为，不能都视为强奸。如果行为人利用以上特定关系，以克扣妇女生活费、解除劳动合同、乘人之危等相威胁，迫使妇女容忍其奸淫的，应认定为强奸罪。如果行为人利用职权引诱女方，女方基于互相利用与之发生性行为的，则不定强奸，而以通奸论处。例如：张某，女，在韩某的公司上班。韩某任该公司的经理，一直被张某的年青美貌吸引。一天，韩某趁张某一人加班之际，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并声
称如张某敢告发，就杀光她全家，如果不说出去，他将很快提拔她。在韩某的威胁下，张某先后被韩某强奸十多次。但韩某也兑现了诺言，提拔张某为办公室主任。尝到甜头的张某后来主动要求与韩某发生关系，并且二人秘密租房并同居。此后二人的奸情被张某的丈夫发现，夫妻感情破裂。后韩某喜新厌旧，对张某很冷淡，张某一气之下向公安局告发韩某强奸了她。最后法院不认定韩某犯强奸罪。本案中，首先，韩某刚开始时使用胁迫等强制手段，违背张某意志，强行与张某性交的行为，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构成强奸。其次，当韩某提拔张某后，张某又主动要求与韩某发生关系，目的是利用韩某在公司的职权继续为己谋取私利。显然，案件的后阶段，韩某是利用职权引诱张某，张某也是基于互相利用才主动与韩某性交的，并且二人已同居。因此，后阶段韩某的行为不能定为强奸，应是通奸。第三，虽然韩某刚开始时的性行为具有强奸性质，但张某事后不告发，又主动自愿与韩某性交，并且同居。从案件整个过程看韩某的行为性质，就是从强奸转化为通奸。根据有关司法实践经验，强奸转化为通奸的不以强奸论。因此，韩某的行为属于通奸，法院不认定为强奸罪是正确的。
综上，对于利用从属、职权等特定关系，与妇女性交的案件，区分是通奸或者强奸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这种特定关系进行胁迫。利用这种特定关系胁迫妇女性交的，以强奸论；没有胁迫的，则作通奸处理。
（二）正确区分强奸与未婚男女在恋爱中发生的性行为
未婚男女在恋爱过程中自愿发生的性行为，属于道德评价问题，不是犯罪，更不能作强奸论处。但需要注意的是，近几年在未婚男女的人群中，有相当部分未婚男女“早恋”，最明显的是中学生，甚至有小学生谈恋爱也是屡见不鲜。这就涉及到“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恋爱问题。如果恋爱女性是幼女，且恋爱男方是明知的，不论幼女是否自愿性交，一般按强奸罪论处。因为幼女具有明显的生理弱势，应当给予她们宽容和特别保护。而作为例外，2006年1月23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所以，未婚男女在恋爱中自愿发生的性行为，不作犯罪处理，但明知恋爱女性是幼女的除外。
另外，未婚男女在恋爱过程中，如果使用了不明显的强制手段与恋爱女方发生性交，事后并未告发，而后来由于双方恋爱关系终止或感情破裂，女方告发男方强奸的，一般不宜认定为强奸。对此，我们可以参照“强奸转化为通奸而不以强奸论”的司法实践，在处理该类案件时，不作犯罪处理。
三、实务中强奸犯罪的相关热点问题的探讨
（一）丈夫能否成为强奸妻子的犯罪主体
刑法学界习惯把丈夫强行与妻子性交的行为，称之为“婚内强迫性行为”，也即俗称的“婚内强奸”行为。 婚内强迫性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而刑法学界对婚内强迫性行为的定性一直都有争论，目前实务界对该行为的定性也不统一。1999年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在对一起离婚诉讼期间，丈夫王某违背妻子的意愿，采取强制手段与妻子性交的案件，一审法院判决王某构成强奸罪。这一判决将婚内强奸是否成立的学术争论推向高潮。与此相反的是，2000年四川省南汇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类似王某的“婚内强奸”案，最终对被告人作出了被指控罪名不成立的无罪判决。同是婚内强迫性行为案件，不同地方却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可见，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婚内强迫性行为的定性存在明显分歧和争议，严重损害了刑事立法的统一性。
关于婚内强迫性行为是否成立强奸罪，我国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始终存在不同意见。综合起来有三种观点：一是持肯定观点，主张构成强奸罪；二是持否定观点，主张不构成强奸罪；三是持折衷观点，主张在婚姻关系正常存续期间，不成立强奸罪，而在婚姻关系非正常期间如分居、提起离婚诉讼等期间，则构成强奸罪。其中，持否定观点的主张是学界的主流观点。 对此，笔者较为赞同，并认为在现阶段不宜将婚内强迫性行为作强奸罪处理。主要理由如下：
1、承认婚内强迫性行为构成强奸罪，违反罪行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依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即罪行法定原则。至今为止，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都没有对婚内强迫性行为作出明确规定，因此，根据法无明文不为罪，对婚内强迫性行为不能以强奸定罪。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中强奸罪并没有将夫妻间强制性交行为排除在外，所以婚内成立强奸罪并未违反刑法规定。笔者认为，这是对强奸罪条文在立法意旨上认识和理解错误。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构成强奸罪。该条文的立法原意明显将婚内强迫性行为排除在强奸罪之外。因为，其一，夫妻间过性生活，既是双方享有的权利，也是双方所负担的义务，夫妻间的性关系不存在“奸”的问题。 我国婚姻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过性生活是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但这种性的权利和性的义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众所周知的，被大众所接受。并且从婚姻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看，法律也是认可的。我们不应当人为地否认夫妻间享有过性生活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夫妻间的性关系是合法的、正当的。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奸”是指奸淫，包括通奸和强奸，也即男女间不正当的性行为。 既是“不正当”，就是指非婚姻期间，因为婚内夫妻间的性行为不存在不正当的问题。所以，夫妻间的性行为不存在“奸”的问题，也即婚姻期间夫妻间不存在通奸和强奸的情况。我国刑法条文的“强奸”，应理解为已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性行为排除在外。其二，如果立法意旨上确实不排除丈夫可成为强奸妻子的主体，那也必须在强奸罪条文中对婚内强迫性行为给予特殊要件的相关规定，反观现行强奸罪条文并无此类规定。夫妻间的性生活不仅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项义务。妻子不能仅凭自己的意愿而拒绝丈夫的性要求。相反，妻子却可以无须任何理由而凭自己的意愿拒绝婚外第三者的性要求。如果第三者采取暴力、胁迫等其他手段强行性交的，则以强奸定罪论处。但对于有配合丈夫过性生活义务的妻子，以及享有性生活权利的丈夫而言，显然不能以同样的定罪处罚标准来对待丈夫。这是由夫妻间有“婚姻”的特殊关系决定的。换言之，如果立法原意不排除婚内成立强奸罪的话，也必须在条文中对婚内强迫性行为作出特殊规定，以区别于婚外的一般强奸行为。时下持肯定观点的有些人主张，婚内成立强奸的，作为自诉案件，不告不理。他们的这些主张，正充分反映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强迫性行为与婚外强奸行为的区别。如果两者无区别，又何须多此一举将婚内定强奸作自诉案件处理呢？既然以自诉案的告乃罪处理才是最为理想的方式，为何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没有规定？是立法机关没有考虑到吗？如果说没考虑到，那为何刑法对侮辱罪和诽谤罪也规定了告诉才处理？显然，最高立法机关对强奸罪的立法意旨，是将婚内夫妻间的强迫性行为排除在外，即丈夫不能成为强奸妻子的主体，主要原因正是考虑到婚姻关系的特殊性。第三，不能因为强奸罪条文未明确规定婚内强迫性行为不构成强奸罪，就可以认定是强奸罪，这是对罪刑法定精神的根本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强调的是，凡是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不能定罪和量刑。就婚内强迫性行为而言，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是：因为刑法中强奸罪并没有明文规定婚内强迫性行为构成强奸罪，所以婚内夫妻间性行为不存在强奸问题。
从上面分析不难看出，认为婚内成立强奸罪并未违反刑法规定的观点，只是停留在对强奸罪字面上的简单理解，没有从立法意旨的根本上去认识和理解强奸罪的条文，更没有深刻理解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含义。实践中，对婚内强迫性行为被判决构成强奸罪的个案，笔者认为，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和精神的根本违背，它一味地强调妇女性权利的保护，而无视婚内丈夫正常性权利行使可能产生的妨碍，回避夫妻间过性生活的权利和义务的客观事实，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成为空话。因此，现阶段认定婚内强迫性行为成立强奸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2、从目前的社会现状看，不宜将婚内强迫性行为作强奸罪处理
一个行为具有的社会危害性有无及大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依据当时的社会发展、文化沉淀、道德理念、立法机关的认识、法律宣传等因素发展变化的。只有这种社会危害性随着上述基础变化到必须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时候，刑法才对该种行为予以制裁。 换言之，脱离了具体社会环境，就很难对一个行为是否犯罪化作出恰当的评价。从当前我国的社会实际看，将婚内强迫性行为作强奸罪来处理，还为时过早。理由是：
关于当前“人大”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之我见
作者：程勇刚 地址：四川成都双流
学校院系: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邮编：610225
年级：03级1班 指导老师：秦德良
摘要：目前，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颁布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下简称《决定》），一方面：一定程度内完善了当前司法鉴定工作方面的某些问题。如：《决定》取消法院“自审自鉴”、部分调整规范司法鉴定工作的相关管理。另一方面：近年来，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和立法的步伐可谓是逐步深入，但仍很不完善，尤其是鉴定体系、鉴定管理、鉴定程序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司法鉴定工作中存在的各项问题：如：立法的滞后、管理体制混乱，处于无统一完备法律规范状态而影响司法权威性和司法公正性，各鉴定资源无法有效利用致使造成了财政重复投入及巨大浪费问题在“决定”中依然未得到实质性的规定。笔者将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与阐述，进而提出自己的 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 当前 司法 鉴定 管理 问题 决定
一、针对“决定”的几点思考：
〈一〉、“决定”部分完善了司法鉴定资源的合理分布
以前，统意义上的司法鉴定资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公、检、法机关自己管理的鉴定机构。二、面向社会服务的鉴定机构。公、检、法机关管理的鉴定机构大体分为四种情况：一是作为公、检、法三机关内设的职能部门，如司法鉴定（科、室）既从事司法鉴定工作，又从事具体司法鉴定业务。二是公、检、法三机关所属的事业单位，如最高法院的司法鉴定中心等。这些单位被授权从事司法鉴定管理工作。三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三机构内设的职能处室，又是所属的事业单位。四是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在法院系统登记并接受其管理的社会司法鉴定机构，在司法行政机关登记并受其管理的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主要分布于司法、卫生、教育、科研等部门（1）。上述反映了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自鉴的鉴定资源分布情况，违背了司法鉴定内在的独立性、中立性要求。不仅影响到司法鉴定本身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最终危及的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决定”中规定：一、司法行政管理机关是规范统一管理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的主体。二、侦查机关鉴定人和鉴定机构与其他司法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地位和性质对等。三、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这样在一定程度是打破了有权机关各自为政，司法鉴定运行混乱无序的局面，部分调整规范司法鉴定工作的相关管理。特别是取消法院“自审自鉴”对完善司法鉴定资源合理分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随着法治进程的深化、社会公正意识的增加。社会各界对于审判机关继续设立司法鉴定机构，从事的司法鉴定工作的这种“自审自鉴”提出了严厉的质疑。法院是中立的裁判机关，是对包括鉴定结论在内的各种证据材料的居中采信机关。应该客观公正地审核控辩双方提交的各种证据，决定是否采信，是法院职权中立性的具体体现。如果法院自己做起了鉴定，作为证据的鉴定结论有自己做出显失公正，与国家诉讼制度相悖；倘若一切鉴定结论都由法院指定机构和人员去做鉴定，也易产生做弊之嫌使法院卷入诉讼纷争，失去审判的权威性。笔者认为法院设立鉴定机构，是现代司法制度发展上的倒退。取消这种“自审自鉴”无疑对司法公正性、权威性，鉴定资源分布合理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是“决定”中进步之处。更期待立法机构将立法的眼光转移到对公、检机关鉴定管理上来。取消法院“自审自鉴”后，是否对依然存在的“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进行更加合理的的规范：是否更应该加强公、检机关鉴定活动程序化、科学化、标准化；是否进一步完善各项鉴定工作的协调制约、监督管理体制；是否更应该有效地充分运用各鉴定资源。
〈二〉、“决定”对当前社会普遍关注问题未作出实质性规定
1〉、鉴定混乱问题未得到妥善的解决
按照《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的规定，适用国家实行登记管理制度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主要从事的鉴定业务有三大类，即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同时，该《决定》第九条还规定了上述三类司法鉴定只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有权受理、只有已经列入鉴定人名册的鉴定人有权开展鉴定。这些规定的出台，是基于历史和现代司法鉴定对象在司法鉴定实践中出现的几率而制定的，因为前两类鉴定应该说属于司法鉴定最广泛的两类，构成了司法鉴定的主流，对这两类鉴定的规范就意味着对每年大多数司法鉴定的控制。但既然是一部法律法规，就应该带有普遍性的约束力，应该对司法实践中的大多数鉴定行为加以规范。前述三种鉴定类型毕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司法鉴定类型，虽有代表性，但不具备普遍性。按照《决定》第一条对司法鉴定的解释，可以看出司法鉴定的对象为“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而司法实践表明，需要鉴定的专门性问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尤其是当代和未来形形色色的案件中所反映出来的多种多样的专门性问题。从目前鉴定实践来看，除法医学鉴定和物证鉴定而外，其他类型鉴定的数量正呈上升趋势，如司法会计资料司法鉴定、建筑工程司法鉴定、知识产权司法鉴定、心理测试等。不同的司法鉴定类型涉及不同的专业技术范围，针对相同鉴定对象提出的不同方向和层次的鉴定要求，又需要不同的专业层次要求（2）。因此，笔者认为“决定所规定的范围绝不能仅限于从事几大类鉴定的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规范对当前司法鉴定工作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应该是绝大多数的，尽可能全面的加以规范，若仅限于上述三种类型毕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司法鉴定类型。简单地将司法鉴定管理局限在三种类型的专业鉴定方面，而将虽不构成主流但范围广大的其他鉴定类型排斥统一规范管理之外，势必会出现各种管理模式和多种不同的鉴定体制，形成司法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管理混乱局面，造成鉴定管理政出多门、各自为阵、鉴定渠道不畅，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要求和管理的尺度不统一等弊端，不利于整个司法制度的完善。同时也与国家的部分法规产生冲突。对传统意义上造成的资源乱、程序乱、标准乱的“三乱”现象以及有关管理规定形成的冲突，致地方无所适从，由于政出多门，管理主体多样化，有关规定、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分歧，具体措施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使司法鉴定机构难以适从，影响司法鉴定管理正常3秩序建立等弊端依然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2>、侦查机关鉴定应可以对外开展司法鉴定服务，有利于资源最大限度的利用 “决定”第七条：“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笔者认为该项规定存在不妥之处。第一、部分学者们认为“决定”体现了鉴定不在是侦查行为的一种，也不在是司法机关的专属权利，启动司法鉴定不再作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专属权利，而控辩双方都有权提起鉴定。笔者亦希望如此。但笔者从“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鉴定机构”中理解为 “决定”仍将其认定为侦查行为的一种，也没有明确规定控辩双方都有权提起鉴定。然而，针对“侦查机关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提出异议。因为“侦查机关鉴定机构，特别是公安机关的技术部门，拥有我国最强大的传统鉴定人员队伍和技术条件。一方面，它保证了刑事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它可以为其他诉讼或者非诉讼活动提供鉴定技术支持。侦查机关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加强自身的破案能力，保障办理案件的质量，对自己的技术人员队伍和技术条件要求都较高，往往大量招收技术性人才，大量投入对技术人员的培训，大量购进先进仪器设备，且不像其他鉴定机构一样开展单一业务，往往具备综合鉴定实力。由于其具备的其他鉴定机构所不能比拟的条件和能力，如果仅限于侦查过程中的鉴定，就会出现人不能尽其才、设备和技术不能尽其用的局面。若侦查机关鉴定机构在保障刑事鉴定的前提下，赋予其对外受理司法鉴定的权利，其意义深远，作用巨大”（3）。笔者认为：侦查机关鉴定机构不应面向社会承揽有偿的司法鉴定以外，但为了充分发挥侦查机关鉴定机构的资源优势，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保证国有资源发挥最大优势或者社会其他司法鉴定机构的委托，协助进行某些特定事项的鉴定。
3〉、鉴定人出席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决定”：“鉴定人应该依照诉讼法规定实行回避”。笔者认为“决定”虽然在确保鉴定人出席接受质证方面有了重要进步，但只不过仅一句话，过于粗略，还远远不够。比如：如何规范鉴定人出席作证程序？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内容包括哪些？是否应该建立相应的鉴定人出庭质证的 补偿和保护？“陈瑞华教授认为，要切实保障鉴定人出庭，还需要有一系列配套制度：其一，诉讼法应当明确规定，在诉讼一方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要求鉴定人出庭能够作证的情况下，鉴定结论如果不经鉴定人亲自出庭作证，阐明司法鉴定的过程、根据和结论，回答控辩双方和法官的提问，就不能作为法庭据以定案的根据；其二，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人，法官和法院应当有权采取强制措施；其三，明确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如鉴定人患有重病、死亡、因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出庭等。但即使在这些例外情况下，鉴定人的鉴定结论也必须事先经过法官和控辩双方的共同审查，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否则，法庭应当否认其证据效力，而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4）。“ 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应包括：鉴定人出庭的前提和启动程序，鉴定人出庭的准备，鉴定人接受询问程序，鉴定人与当事人聘请的专家顾问的辩论程序，鉴定人出庭费用支付办法，鉴定人出庭期间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保护，鉴定人出庭违犯法庭纪律的处罚，鉴定人不出庭的处理等等”（5）。“卞建林教授也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其一，建立、完善鉴定人出庭质证的经济补偿制度。鉴定人出庭作证是一种承担法律义务的行为，必然需要一定的权利为保障。由于鉴定人出庭作证时要支付交通费、食宿费等，还要承担误工等其他损失，为保障鉴定人的合法权益，提高鉴定人出庭质证的积极性和社会地位，有必要给予鉴定人适当的经济补偿；其二，健全与完善鉴定人出庭的司法保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鉴定人出庭作证往往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甚至波及到他们的近亲属，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能否得到保障，直接影响到鉴定人是否出庭作证、是否愿意接受质证的积极性”（6）。笔者认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是世界各法制国家所确认的诉讼制度之一。但我国三大诉讼发并未作具体规定。“决定”的条款又少，概括性不强，诸多问题无法细化。必然导致很多概念的模糊化。操作性很不强，在日后司法实践中，将会带来种种冲突和弊端。因此，有待立法者进一步完善鉴定人出席问题的相关规定。
4>、针对财政重复收入，造成资源浪费未能得到相关的解决
“决定”未能解决目前有限的司法鉴定财政收入和 分散重复建设与司法鉴定集约发展以及高科技高投入的需求不适应。分散管理，不仅造成财政浪费，而且鉴定水平难一提高。铁、特别是“决定”第七条：“侦查机关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不合理规定，一定程度上使得鉴定资源的无法充分利用，造成资源浪费。“十年前，财政部针对公、检、法、司四机关重复引用司法鉴定仪器及普遍使用不足的情况，曾向中央政法委提出建立统一司法鉴定体制的建议。但时至今日，司法鉴定的巨大投资需求与资源浪费的矛盾并未如所期望的缓解，司法鉴定新技术的开发 也难以展开。如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通过毛发进行毒（药）物检测鉴定技术、法医男子性功能检测鉴定技术，客观视力（听力）检测鉴定技术等，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国家投入有限，难以继续深入开发，家之分散的管理体制，这些先进的鉴定技术始终未能在全国鉴定部门推广使用”（7）。因此，立法者应该重新审视“决定”第七条之相关规定。针对上述问题，将立法的眼光转移到如何更好的解决传统的鉴定资源浪费及不合理的利用方面，减少财政的重复支出，充分有效的利用各种资源的 相关事宜上了 。使得财政重复支出造成资源浪费问题能够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二、有待提案建议制度相关的〈〈司法鉴定法〉〉
有相关的学者提案建议制定〈〈司法坚定法〉〉，但部分学者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应当尽快制定我国的〈〈证据法〉〉，内设“司法鉴定”章节；然后有相关的部门依法制定“司法鉴定条例”因为：笔者更赞同在我国制定〈〈司法鉴定法〉〉。因为：司法鉴定发展到今天，已经存在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存在独立的研究对象、调整范围，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独立部门。若将“司法鉴定”置于〈〈证据法〉〉内依然使起内容规定不够祥尽， 显得粗糙不够完善。况且，然后由相关部门依法制定“司法鉴定条例”不仅违背了司法鉴定工作的统一管理。而且，还是无法解决由于政出多门，管理主体多元化，有关规定、部门规章形成的冲突以及“三乱”现象，依然无法建立司法鉴定管理正常秩序的建立。因此，采用〈〈证据法〉〉内设“司法鉴定”章节与当前“决定”只是形式上的改变而已，毫无实质性进步可言。针对制定〈〈司法鉴定法的可行性，笔者将从理论和实践中作以下点阐述：
一〉、从理论上分析，制定相关〈〈司法鉴定法〉〉是合理的
首先，司法鉴定基本属性体现了司法鉴定中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司法鉴定是服务和保障司法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科举实证活动，但这种活动本不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直接的裁量，因此，并不是司法活动。将司法鉴定作为司法活动的派生物、附属物，甚至将司法鉴定等同于司法活动，主张“审中有鉴，鉴中有审”，则没有掌握现代诉讼构造以及司法鉴定作为司法活动的发展规律。在当代，因为司法鉴定是法律制度在一定鉴定技术下的科学运用，鉴定技术使用价值的自然释放。但绝不能因为司法所具有的科学性就忽视、无视乃至蔑视司法鉴定技术在一定法律制度规范下的科学性。坚持司法鉴定基本属性中科学性与法律的有机统一，对当代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当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司法鉴定立法的相对滞后使得司法鉴定中科学性和法律性之间的不相适越发的明显，导致司法鉴定工作的科学性和法律性无法有效的统一。因此，制定相关完备的〈〈司法鉴定法〉〉来弥补立法方面的不足，协调司法鉴定的科学和法律之间的统一性，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其次，司法鉴定活动是一个历史自然发展的过程，它的发展是建立在人类对起不断鉴别、判断、评价、认识的客观事物真理基础之上的一种自觉的行为。当其发展到今天，产生了种种弊端，迫切的需要人们理性的去面对和解决这些弊端。要求制定〈〈司法鉴定法〉〉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在当代社会中，由于我国至今尚无统一完备的法律法规，种种社会有待解决的司法鉴定弊端，却未得到有效的解决，不仅让社会各界对司法鉴定提出了 严厉的质疑。要求制定〈〈司法鉴定发〉〉从理论上讲是可以解决上述矛盾的。符和人们对正义追求的合理化。符合宪法之规定、民主之要求，更是一种主观符合客观、理性和经验相结合的产物。
二〉、从实践上分析，制定相关〈〈司法鉴定法〉〉是可能的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鉴定管理存在的混乱局面，深为公众所诟病；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每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尽快制定司法鉴定法的呼声愈发强烈；其中，九届四次会议有8个代表团的266名代表，九届五次会议有7个代表团的234名代表提出此项议案；人大代表们历数司法鉴定种种弊端：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不清，管理职能定位模糊，管理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严重，司法鉴定机构重复设置，公安、检察、法院都设有司法鉴定机构，自侦自鉴、自诉自鉴、自审自鉴，多头鉴定、重复鉴定，有的一个案件鉴定竟多达10余次；此外，一些面向社会提供鉴定服务的鉴定机构鱼龙混杂，缺乏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和规则，鉴定结论的可靠性令人怀疑；代表们提出，司法鉴定工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鉴定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代表们认为，司法鉴定中存在的弊病涉及到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靠部门协调难以解决，只有通过国家立法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8).司法鉴定制度作为我国司法鉴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诉讼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实践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既多且杂.因此,迫切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当前司法鉴定制度统一规范成为可能.
总之,由于司法鉴定是司法活动中查明和证明案件事实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特别是人类社会的司法活动进入了科学证据时代之后,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进步,各种物证在诉讼活动中的运用越来越多,鉴定结论在 审判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要.司法鉴定在司法活动中的作用如此作用如此重要.那么,是否应该保障鉴定结论的可靠性,保障司法人员正确运用鉴定结论的可靠性,保障司法人员正确运用鉴定结论以实现司法的公正性,及如何有效控制和解决司法鉴定在当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当前法学界值得思考和解答的问题.
三、司法鉴定改革对策及建议：
在我国目前尚无统一法律制度规范司法鉴定的情况下，认为：无论在专门工作中还是社会活动有关业务中，将“司法鉴定”根据启动情况的不同分为“司法鉴定”和技术（举证）鉴定 。一是与法无椐；二是因此难为使用这样的鉴定机关所接受，更为涉案当事人所不解；三是在实际中作出这样的 区别目前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建议仍用“司法鉴定”概念加以界之。
针对司法鉴定改革进一步明确与完善：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实行统一立法，制定相关《司法鉴定法》。应该包括两部分内容：一、实体部分：司法鉴定的研究对象、调整范围、主体、管理问题（如：资格审查制度、登记制度、考核与处罚制度等问题）二、程序部分：鉴定人、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委托鉴定前的告知、委托人的义务和限制、制作鉴定结论的程序法要求、鉴定结论的告知、申请重新鉴定的理由、鉴定结论的效力。
2、对司法鉴定资格实行许可制：严格、统一的准入控制。“对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管理必须是绝大多数司法鉴定人司法鉴定机构的管理，其范围绝不能仅限于《决定》所绝对规定的从事几大类鉴定的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因此，从理论上讲，从事各种类型司法鉴定的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均应集中归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管理。基于以上分析，《决定》在规范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管理范围时，应以各种类型的鉴定案件在当前和以后一段时间内出现的数量为基础，在充分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哪些方面或类型的鉴定应该并可能纳入统一管理范围。除已规定的三类鉴定对象外，资产评估司法鉴定、司法会计鉴定、测谎鉴定、建筑工程质量司法鉴定等多种类型鉴定的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均应纳入司法行政机关的集中统一管理之中；同时，应另针对部分不能预见或虽已预见但目前尚不具备条件纳入统一管理的鉴定类型的鉴定人及鉴定机构，制定各种临时选聘条件和鉴定程序规范”（9）。
3、建立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管理相结合的监管机制，建立继续教育制度，制定统一的司法鉴定机构的执业规则和自律机制，制定司法鉴定人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建立行政处罚和行业处分机制。
4、进一步加强各类司法鉴定协调制约，监督促进、推动司法鉴定活动程序化、科学化、标准化、。
5、根据司法实践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科学制定司法鉴定执业分类及标准，组织专家学者，协调。
6、制定行业规划，重新审视“决定”第七条之规定，充分利用各种有效资源、合理布局。“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允许存在。因为司法鉴定的对象纷繁复杂，可能涉及到各个领域、各种学科，不可能有任何一个部门或行业全部承担起来。把社会各个行业的知名专家和各个系统的先进设备利用起来，由他们的权威性、客观性逐渐树立公正形象，有利于我国的司法公正。但是，总得要有一个公正、权威的国家管理部门，对社会各种类从事司法鉴定的机构的资格、必需条件、鉴定人资格、遵纪守法情况等进行审查、考核、检查以及必要的培训，这些工作从实质上说，属于司法行政工作范畴。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将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实施统一的管理，这个管理权限应当包括：审查机构的资质、条件、鉴定人的资格，建立相应的批准制度，还应当负责年审，根据鉴定人、鉴定条件变化和是否有徇私舞弊、差错率等进行调整。公、检机关司法鉴定活动。统一制定各类技术领域司法鉴定技术标准和鉴定程序，争取国家加大投入”（10）。
总之，“决定”在一定程上具有进步性，但其自身内容显得粗糙，不够完善且操作性不强。我国的司法鉴定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必须把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调整纳入司法体制改革总体规划中考虑，加快推进《司法鉴定法》的立法。保障我国司法鉴定行业尽快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轨道。
注释：1、（1）、（7）部分引自文/杜春、王公义 《我国司法鉴定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的资源分布资料分析。
2、（2）、（3）、（9）部分引自文/王勇、王跃 《对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中的部分观点引用作论据、并对部分问题提出笔者个人观点。
3、（4）、（5）、（6）部分引自中普法网、中国青年报、部分报道作论据、并加以探讨提出笔者个人观点。
4、（8）、（10）部分引自文/兰邵江 作为论据和材料加以使用。
参考文献：1、霍宪丹 中国司法鉴定 2001，37-8
2、 包建明 法律出版社 2002，22-33
3、 卞建林 中国政法大学 2002，20
4、 张文显 《法理学》 法律出版社 2002，21
陈杰华
内容摘要：
强奸罪，是一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传统犯罪，在我国刑事法律中占据重要地位。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出现了诸如婚内强迫性行为、女性强迫男性性行为等诸多新情况，对此类行为是否以强奸定罪处罚，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在强奸罪具体认定上仍然存在争议。以致于同类案件，不同地方法院的判决结果却截然相反，损害了刑事立法的统一性，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麻烦和不便，也使得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有必要重新正确认识和把握强奸罪。本文通过对强奸罪本质特征；强奸罪与非罪的界限；丈夫能否成为强奸妻子的犯罪主体；少男与幼女间性行为的处理等问题进行探讨，指出：强奸罪本质特征是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性交，通奸不构成强奸罪，通奸与强奸的本质区别在于性行为是否违背妇女意愿，婚内强迫性行为不宜定强奸，少男与幼女间性行为作犯罪化不宜过大，并就我国强奸罪的立法完善问题提出立法建议。
关键词： 强奸 违背妇女意志 婚内强迫性行为
强奸罪，作为一种传统犯罪，在我国刑事法制史上由来已久。目前的司法实践表明，强奸犯罪在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大，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尤其是女性的性权利，破坏家庭稳定，危害社会治安。我国新刑法虽对强奸犯罪的定罪和量刑作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对强奸罪的具体认定仍然存在着争议，出现了司法不统一的现象。例如，同是婚内强迫性行为案件，在不同地方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却是截然相反，刑法学界对此也颇有争论。为正确认识和把握强奸罪，维护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统一，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有效地打击强奸犯罪活动，本文拟就强奸罪的一些基本问题、相关热点问题及立法建议等作一探讨。
一、强奸罪本质特征的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强奸罪是指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要正确认定强奸，主要把握它的本质特征，因为本质特征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量刑轻重的关键。
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强奸罪的本质特征是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性交，即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的内在本质特征， 犯罪手段的强制性是这一本质特征的外在表现。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因为违背妇女意志属于主观上的思想问题，要查明是否违背妇女意愿，不能从主观上去判断，只有从客观行为来考察。如果行为人在行为手段上没有任何的强制性，就很难说该行为是违背妇女意愿。因此，我们在概括强奸罪本质特征时，不能离开行为人的主、客观特征而孤立存在。
（一）违背妇女意志的理解
所谓“违背妇女意志”，是指违背妇女不愿与行为人发生性交的真实意思表示。 它违背的是妇女“不同意性交的意志”。如果妇女同意与行为人性交的，行为人的行为则不构成强奸罪。因为这是妇女自愿的行为，并没有违背自己的意愿，属于道德问题，但女性是幼女的除外。而“违背妇女意志”的外在表现是：行为人对妇女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使妇女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这些行为手段在我国刑法中已经作了明确规定。
（二）强奸罪本质特征的客观表现
任何一种犯罪的本质特征，都依靠犯罪的客观行为即客观表现来作判断，也只有研究犯罪的客观表现才具有实用价值和意义。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强奸罪本质特征的客观表现在于，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实施奸淫行为。这里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是强奸罪本质特征的客观行为手段，是客观表现中的重要一面，它对准确认定强奸行为具有重要作用。下面对这三种行为手段一一分析。
1、暴力手段。它是指行为人直接对被害妇女采用殴打、捆绑、卡脖子、按倒等危害人身安全或者人身自由，使妇女不能抗拒的手段。 它是强奸罪中最常见的手段方式，对这里暴力的理解要注意几点：一是，它采用的是有形力量直接对人身进行侵害。这种力量必须是有形的并且接触被害妇女的身体，如堵嘴、捆绑、按倒等；二是，暴力手段必须是对被害妇女本人直接实施。如果行为人为达到强奸目的，对第三人实施暴力，如殴打妇女的丈夫、儿女，以此恐吓、威胁妇女，使妇女不敢抗拒与行为人发生性关系，并没有直接对被害妇女实施暴力，这就不属于暴力手段，而是以下的胁迫手段。当然，对第三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则有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三是，强奸罪的暴力，不包括故意杀人在内，故意杀害妇女后奸尸的，不应认定为强奸罪； 四是，这种暴力没有强度的限制。不能够说暴力必须达到使妇女不能抗拒的程度，才能构成强奸。理由是：首先，我国刑法并没有对这种暴力手段作程度上强制性规定；其次，不同的行为人所采取的暴力手段的强度不一，不同的被害妇女因各自的生理、心理、性格等个人特征的不同，对暴力的反应及其程度也不相同。妇女能否抗拒，或是否敢抗拒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所以，对暴力的强度如何作硬性规定是不客观的，不具有可操作性。行为人使用的暴力，不管其程度的强弱或大小，只要违背妇女意志，就可以构成强奸。
2、胁迫手段。它是指行为人对被害妇女威胁、恫吓，达到精神上的强制的手段。如：扬言行凶报复、揭发隐私、加害亲属等相威胁，利用迷信进行恐吓、欺骗，利用教养关系、从属关系、职权以及孤立无援的环境条件，进行挟制、迫害等，迫使妇女忍辱屈从，不敢抗拒。 胁迫的实质是对妇女实行精神上的强制，使妇女不敢抗拒。它主要有几个特点：一是不敢抗拒性。行为人对被害妇女实施威胁、恫吓行为后，妇女在意志上处于不敢抗拒的状态，即使客观上有条件反抗，妇女基于行为人这种威胁、恫吓，也不敢反抗和拒绝而违心屈从；二是胁迫方式多样。既可以是口头威胁，也可以是书面威胁；既可以以暴力进行威胁，如持刀胁迫，也可以以非暴力进行胁迫，如以揭发隐私等相胁迫。 但无论行为人采取何种胁迫方式，只要使得被害妇女不敢反抗和拒绝，就可认定为“胁迫手段”。需要注意的是，1984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下称“1984《解答》”）特别规定了，“有教养关系、从属关系和利用职权与妇女发生性行为的，不能都视为强奸。行为人利用其与被害妇女之间特定的关系，迫使就范，如养（生）父以虐待、克扣生活费迫使养（生）女容忍其奸淫的；或者行为人利用职权，乘人之危，奸淫妇女的，都构成强奸罪。行为人利用职权引诱女方，女方基于互相利用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不定为强奸罪”；三是胁迫的对象虽然是被害妇女，但威胁既可以对被害妇女本人进行，也可以通过第三者实施。因为胁迫强调的是被害妇女的精神被强制，不论威胁行为对何人实施，只要使被害妇女产生精神上的恐惧而不敢抗拒，即构成胁迫，这是胁迫手段与暴力手段的最大区别。强奸的暴力手段要求对被害妇女本人实施，对第三者实施暴力不能构成强奸的暴力手段。
3、其他手段。强奸犯罪的手段多种多样，法律不可能对它进行全部囊括。因此，我国刑法除了规定暴力、胁迫手段外，还加上了“其他手段”作为补充。所谓其他手段是指行为人用暴力、胁迫以外的手段，使被害妇女无法抗拒。实践中较常见是：利用妇女熟睡、重病之机进行强奸；用酒或药物将妇女灌醉或麻醉，使妇女昏迷而强奸；假冒为妇女治病、以作迷信为名，利用妇女的愚昧无知而强奸；冒充妇女的丈夫、恋人或情人进行骗奸等。这些手段都是在被害妇女不能、不知或无法反抗的状态下实施的奸淫行为。
（三）准确认定奸淫行为是否违背妇女意志
违背妇女意志是构成强奸罪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奸淫行为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必须准确地认定。
1、妇女意志的违背在时间上的要求。强奸罪中妇女意志的违背仅限于性交当时，即实施性交行为当时妇女不同意进行，这是违背妇女意志在时间上的限制和要求。如果妇女与行为人性交当时并不反对，事后又因其他原因而以各种理由反悔，则不能认定是违背妇女意志。
2、是否违背妇女意志，不能以被害妇女作风好坏划分。任何妇女对是否性交、与谁性交都有权自己决定，作风不好的妇女的性权利同样受法律保护。比如通奸妇女、卖淫妇女，她们也一样享有不与他人性交的权利。如果在通奸妇女、卖淫妇女不同意性交时，而行为人强行对其实施奸淫行为的，实际上已经违背了通奸妇女、卖淫妇女不性交的意志，所以，强行与作风不好的妇女发生性行为的，依法可构成强奸。1984《解答》已明确规定，在审理强奸案件，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时，不能以被害妇女作风好坏来划分。
3、是否违背妇女意志，不能以被害妇女有无反抗表示作为必要条件。对于性交是否违背妇女意志的判断，就妇女而言，一般情况下，只要妇女对性交行为有明显反抗表示的则不难判明。但，如果是妇女没有反抗或反抗不明显的案件，该性交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在认定上就复杂些。1984《解答》对此也规定：在认定强奸罪时，对妇女未作反抗表示、或者反抗表示不明显的，要具体分析，精心区别。这主要是由于强奸行为手段的多样性决定的，比如，行为人用药物将妇女麻醉，使妇女昏迷后再进行强奸。在这种情况下，被害妇女已经昏迷，没有意识，根本不会有反抗行为。再如，冒充妇女的丈夫或恋人进行骗奸的案件，被害妇女对性交未作反抗表示，甚至在当时同意性交。对这类案件，如果我们还要求被害妇女必须有反抗表示才能构成强奸，那无疑是放纵犯罪分子，不利于保护被害妇女。所以，不能以妇女有无反抗，作为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的必要条件。行为人只要使被害妇女处于不能反抗、不知反抗或无法反抗的状态，就足以认定违背妇女意志，而不必要求妇女有反抗表现。
4、几种特殊情形的认定。刑法学界一般认为，违背妇女意志是指违背正常妇女的意志。如果妇女是精神病人或者痴呆者的，违背妇女意志又该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强奸罪呢？笔者认为，要区分不同情况具体认定：第一，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在未发病期间发生性行为，经妇女本人同意的，或虽属痴呆但能辨认性行为性质并有能力作出性交承诺的，并自愿发生性行为的，不构成强奸罪。因为精神病患者有持续型与间歇型，并有严重与轻微之分；痴呆者也有程度的严重与轻微之别。 一般来说，间歇型精神病人在未发病期间，是能够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能辨认性行为性质并有能力作出性交承诺的程度轻微痴呆者，也应视为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不属于违背她们的意志。所以，她们自愿与行为人发生的性行为，不能认定为强奸；第二，明知是持续性精神病患者或者程度严重的痴呆者，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管行为人采取什么手段，也不问妇女是否同意，都应以强奸罪论处。这是由于持续性精神病患者或者程度严重的痴呆者，均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法律对她们给予特别地保护；第三，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妇女为精神病患者或痴呆者，也没有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在征得妇女同意后发生性交的，不能以强奸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缺乏强奸罪主观方面的要件，即缺乏违背妇女意志，意图与妇女发生性交目的的主观罪过。
二、强奸罪与相关非罪行为的界限
处理强奸案件，难点之一是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司法实践中，主要表现在强奸与通奸、恋爱未婚男女性交的区分问题上。
（一）通奸与强奸的界限
通奸是指一方或者双方有配偶的男女之间，自愿发生性交的行为。 通奸不同于强奸，通奸双方发生性交是自愿的，并不违背妇女意志，不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另外，通奸在性质上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它虽然有害于社会婚姻家庭关系，且行为人应当受到社会的谴责。但我国刑法并未将通奸行为纳入追究刑事责任的范畴。通奸与强奸的本质区别是：性行为是否违背妇女意志。从理论上讲，两者间的界限不难区分。但司法实践中，由于个案的复杂性，使得通奸与强奸的区分极为容易发生混淆。具体分析如下：
1、男女双方先是通奸，后来女方不愿继续通奸，而男方纠缠不休，并以暴力或以败坏名誉等手段进行胁迫，强行与女方发生性行为的，以强奸罪论处。 例如：被告人柯某，与李某及其妻郑某一起来广州市做生意。自2000年9月起，柯某便与郑某勾搭成奸。2001年8月，因俩人发生矛盾，郑某提出终止两人的关系。但柯某心有不甘，为了能达到长期与郑某通奸的目的，在一次约会时，趁机强迫郑某拍裸体照片，抓住郑某的害怕心理，以将裸体照片公开及向其丈夫李某告发相威胁，又多次与郑某发生了性关系。法院最终判决柯某犯强奸罪。本案中，柯某与郑某先前的通奸行为，属于道德问题，柯某无需负刑事责任。但从郑某提出终止两人的关系，并拒绝再发生性关系后，柯某竟拍下郑某的裸照并以公开作为胁迫手段，使郑某不敢抗拒与柯某继续性交的要求，违背了郑某不同意性交的意志。柯某的行为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判决是正确的。这类案件实质是通奸转化为强奸的问题，要着重审查转化后的性交行为，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和采取了强制手段，来认定是否成立强奸罪。
特别要注意的是，有的妇女与人通奸，一旦翻脸，关系恶化，或者事情暴露后，为保护自己名誉、保全家庭关系，或者为推卸责任、嫁祸于人，或者其要求得不到满足等，把通奸说成强奸而告发行为人的，不能定为强奸罪。 这是典型诬告陷害。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不能偏信妇女一方陈述，要善于查清案发前男女双方的关系，是否存在通奸史，妇女告发与案发时间的长短及疑点，发生性行为的时间和地点是否有悖常理，妇女是在何种情况下告发，妇女情感态度上的变化等情况，仔细调查研究和审查，全面分析，弄清事实真相，准确定性，打击恶意妇女的诬告行为。
2、第一次性行为违背妇女的意志，但事后并未告发，后来女方又多次自愿与该男子发生性行为的，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处。 可以肯定地说，第一次的行为属于强奸，但从后多次行为看，都是女方自愿与男方性交，这一行为说明第一次的强奸行为对女方造成的危害性不大。另外，从稳定现有社会关系角度，已没有必要再追究行为人第一次强奸行为的责任。所以，此类案件一般不作强奸罪认定，也可以说是强奸转化为通奸而不以强奸论。但需明确的是：如果第一次强奸妇女后，行为人对被害妇女实施精神上的威胁，迫使其继续忍辱屈从的，应当以强奸罪论处。因为此时第一次和后来多次的性交行为，都违背了妇女的意志，且实施了强制手段，依法已构成强奸罪。
3、“半推半就”性交行为的认定。“半推半就”是指妇女对于行为人与之性交，既有不愿意的表示，也有愿意的表示。 它一般表现为行为人使用的强制手段不明显，妇女的反抗也不明显。对于此类案件，不能笼统地认为，因为妇女的反抗不明显，就认为没有违背妇女意志，是通奸；或者只要行为人使用了强制手段，无论明显与否，就认定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笔者认为，对于“半推半就”性交行为，只有确实查明性交违背妇女意志的，才能认定为强奸。否则，作通奸认定为宜。根据有关司法实践经验，要正确判断“半推半就”的性交是否违背妇女意志，主要从男女双方平时的关系、性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事发后女方的态度、在什么情况下告发、告发与案发时间的长短等事实和情节，仔细审查，作全面分析，不是确系违背妇女意志的，一般不宜按强奸罪认定。如果确实违背妇女意志的，以强奸罪论处。
4、利用从属关系、教养关系和职权等特定关系与妇女发生的性行为，不能都视为强奸。如果行为人利用以上特定关系，以克扣妇女生活费、解除劳动合同、乘人之危等相威胁，迫使妇女容忍其奸淫的，应认定为强奸罪。如果行为人利用职权引诱女方，女方基于互相利用与之发生性行为的，则不定强奸，而以通奸论处。例如：张某，女，在韩某的公司上班。韩某任该公司的经理，一直被张某的年青美貌吸引。一天，韩某趁张某一人加班之际，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并声
称如张某敢告发，就杀光她全家，如果不说出去，他将很快提拔她。在韩某的威胁下，张某先后被韩某强奸十多次。但韩某也兑现了诺言，提拔张某为办公室主任。尝到甜头的张某后来主动要求与韩某发生关系，并且二人秘密租房并同居。此后二人的奸情被张某的丈夫发现，夫妻感情破裂。后韩某喜新厌旧，对张某很冷淡，张某一气之下向公安局告发韩某强奸了她。最后法院不认定韩某犯强奸罪。本案中，首先，韩某刚开始时使用胁迫等强制手段，违背张某意志，强行与张某性交的行为，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构成强奸。其次，当韩某提拔张某后，张某又主动要求与韩某发生关系，目的是利用韩某在公司的职权继续为己谋取私利。显然，案件的后阶段，韩某是利用职权引诱张某，张某也是基于互相利用才主动与韩某性交的，并且二人已同居。因此，后阶段韩某的行为不能定为强奸，应是通奸。第三，虽然韩某刚开始时的性行为具有强奸性质，但张某事后不告发，又主动自愿与韩某性交，并且同居。从案件整个过程看韩某的行为性质，就是从强奸转化为通奸。根据有关司法实践经验，强奸转化为通奸的不以强奸论。因此，韩某的行为属于通奸，法院不认定为强奸罪是正确的。
综上，对于利用从属、职权等特定关系，与妇女性交的案件，区分是通奸或者强奸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这种特定关系进行胁迫。利用这种特定关系胁迫妇女性交的，以强奸论；没有胁迫的，则作通奸处理。
（二）正确区分强奸与未婚男女在恋爱中发生的性行为
未婚男女在恋爱过程中自愿发生的性行为，属于道德评价问题，不是犯罪，更不能作强奸论处。但需要注意的是，近几年在未婚男女的人群中，有相当部分未婚男女“早恋”，最明显的是中学生，甚至有小学生谈恋爱也是屡见不鲜。这就涉及到“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恋爱问题。如果恋爱女性是幼女，且恋爱男方是明知的，不论幼女是否自愿性交，一般按强奸罪论处。因为幼女具有明显的生理弱势，应当给予她们宽容和特别保护。而作为例外，2006年1月23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所以，未婚男女在恋爱中自愿发生的性行为，不作犯罪处理，但明知恋爱女性是幼女的除外。
另外，未婚男女在恋爱过程中，如果使用了不明显的强制手段与恋爱女方发生性交，事后并未告发，而后来由于双方恋爱关系终止或感情破裂，女方告发男方强奸的，一般不宜认定为强奸。对此，我们可以参照“强奸转化为通奸而不以强奸论”的司法实践，在处理该类案件时，不作犯罪处理。
三、实务中强奸犯罪的相关热点问题的探讨
（一）丈夫能否成为强奸妻子的犯罪主体
刑法学界习惯把丈夫强行与妻子性交的行为，称之为“婚内强迫性行为”，也即俗称的“婚内强奸”行为。 婚内强迫性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而刑法学界对婚内强迫性行为的定性一直都有争论，目前实务界对该行为的定性也不统一。1999年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在对一起离婚诉讼期间，丈夫王某违背妻子的意愿，采取强制手段与妻子性交的案件，一审法院判决王某构成强奸罪。这一判决将婚内强奸是否成立的学术争论推向高潮。与此相反的是，2000年四川省南汇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类似王某的“婚内强奸”案，最终对被告人作出了被指控罪名不成立的无罪判决。同是婚内强迫性行为案件，不同地方却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可见，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婚内强迫性行为的定性存在明显分歧和争议，严重损害了刑事立法的统一性。
关于婚内强迫性行为是否成立强奸罪，我国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始终存在不同意见。综合起来有三种观点：一是持肯定观点，主张构成强奸罪；二是持否定观点，主张不构成强奸罪；三是持折衷观点，主张在婚姻关系正常存续期间，不成立强奸罪，而在婚姻关系非正常期间如分居、提起离婚诉讼等期间，则构成强奸罪。其中，持否定观点的主张是学界的主流观点。 对此，笔者较为赞同，并认为在现阶段不宜将婚内强迫性行为作强奸罪处理。主要理由如下：
1、承认婚内强迫性行为构成强奸罪，违反罪行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依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即罪行法定原则。至今为止，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都没有对婚内强迫性行为作出明确规定，因此，根据法无明文不为罪，对婚内强迫性行为不能以强奸定罪。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中强奸罪并没有将夫妻间强制性交行为排除在外，所以婚内成立强奸罪并未违反刑法规定。笔者认为，这是对强奸罪条文在立法意旨上认识和理解错误。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构成强奸罪。该条文的立法原意明显将婚内强迫性行为排除在强奸罪之外。因为，其一，夫妻间过性生活，既是双方享有的权利，也是双方所负担的义务，夫妻间的性关系不存在“奸”的问题。 我国婚姻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过性生活是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但这种性的权利和性的义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众所周知的，被大众所接受。并且从婚姻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看，法律也是认可的。我们不应当人为地否认夫妻间享有过性生活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夫妻间的性关系是合法的、正当的。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奸”是指奸淫，包括通奸和强奸，也即男女间不正当的性行为。 既是“不正当”，就是指非婚姻期间，因为婚内夫妻间的性行为不存在不正当的问题。所以，夫妻间的性行为不存在“奸”的问题，也即婚姻期间夫妻间不存在通奸和强奸的情况。我国刑法条文的“强奸”，应理解为已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性行为排除在外。其二，如果立法意旨上确实不排除丈夫可成为强奸妻子的主体，那也必须在强奸罪条文中对婚内强迫性行为给予特殊要件的相关规定，反观现行强奸罪条文并无此类规定。夫妻间的性生活不仅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项义务。妻子不能仅凭自己的意愿而拒绝丈夫的性要求。相反，妻子却可以无须任何理由而凭自己的意愿拒绝婚外第三者的性要求。如果第三者采取暴力、胁迫等其他手段强行性交的，则以强奸定罪论处。但对于有配合丈夫过性生活义务的妻子，以及享有性生活权利的丈夫而言，显然不能以同样的定罪处罚标准来对待丈夫。这是由夫妻间有“婚姻”的特殊关系决定的。换言之，如果立法原意不排除婚内成立强奸罪的话，也必须在条文中对婚内强迫性行为作出特殊规定，以区别于婚外的一般强奸行为。时下持肯定观点的有些人主张，婚内成立强奸的，作为自诉案件，不告不理。他们的这些主张，正充分反映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强迫性行为与婚外强奸行为的区别。如果两者无区别，又何须多此一举将婚内定强奸作自诉案件处理呢？既然以自诉案的告乃罪处理才是最为理想的方式，为何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没有规定？是立法机关没有考虑到吗？如果说没考虑到，那为何刑法对侮辱罪和诽谤罪也规定了告诉才处理？显然，最高立法机关对强奸罪的立法意旨，是将婚内夫妻间的强迫性行为排除在外，即丈夫不能成为强奸妻子的主体，主要原因正是考虑到婚姻关系的特殊性。第三，不能因为强奸罪条文未明确规定婚内强迫性行为不构成强奸罪，就可以认定是强奸罪，这是对罪刑法定精神的根本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强调的是，凡是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不能定罪和量刑。就婚内强迫性行为而言，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是：因为刑法中强奸罪并没有明文规定婚内强迫性行为构成强奸罪，所以婚内夫妻间性行为不存在强奸问题。
从上面分析不难看出，认为婚内成立强奸罪并未违反刑法规定的观点，只是停留在对强奸罪字面上的简单理解，没有从立法意旨的根本上去认识和理解强奸罪的条文，更没有深刻理解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含义。实践中，对婚内强迫性行为被判决构成强奸罪的个案，笔者认为，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和精神的根本违背，它一味地强调妇女性权利的保护，而无视婚内丈夫正常性权利行使可能产生的妨碍，回避夫妻间过性生活的权利和义务的客观事实，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成为空话。因此，现阶段认定婚内强迫性行为成立强奸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2、从目前的社会现状看，不宜将婚内强迫性行为作强奸罪处理
一个行为具有的社会危害性有无及大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依据当时的社会发展、文化沉淀、道德理念、立法机关的认识、法律宣传等因素发展变化的。只有这种社会危害性随着上述基础变化到必须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时候，刑法才对该种行为予以制裁。 换言之，脱离了具体社会环境，就很难对一个行为是否犯罪化作出恰当的评价。从当前我国的社会实际看，将婚内强迫性行为作强奸罪来处理，还为时过早。理由是：
关于当前“人大”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之我见
作者：程勇刚 地址：四川成都双流
学校院系: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邮编：610225
年级：03级1班 指导老师：秦德良
摘要：目前，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颁布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下简称《决定》），一方面：一定程度内完善了当前司法鉴定工作方面的某些问题。如：《决定》取消法院“自审自鉴”、部分调整规范司法鉴定工作的相关管理。另一方面：近年来，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和立法的步伐可谓是逐步深入，但仍很不完善，尤其是鉴定体系、鉴定管理、鉴定程序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司法鉴定工作中存在的各项问题：如：立法的滞后、管理体制混乱，处于无统一完备法律规范状态而影响司法权威性和司法公正性，各鉴定资源无法有效利用致使造成了财政重复投入及巨大浪费问题在“决定”中依然未得到实质性的规定。笔者将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与阐述，进而提出自己的 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 当前 司法 鉴定 管理 问题 决定
一、针对“决定”的几点思考：
〈一〉、“决定”部分完善了司法鉴定资源的合理分布
以前，统意义上的司法鉴定资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公、检、法机关自己管理的鉴定机构。二、面向社会服务的鉴定机构。公、检、法机关管理的鉴定机构大体分为四种情况：一是作为公、检、法三机关内设的职能部门，如司法鉴定（科、室）既从事司法鉴定工作，又从事具体司法鉴定业务。二是公、检、法三机关所属的事业单位，如最高法院的司法鉴定中心等。这些单位被授权从事司法鉴定管理工作。三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三机构内设的职能处室，又是所属的事业单位。四是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在法院系统登记并接受其管理的社会司法鉴定机构，在司法行政机关登记并受其管理的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主要分布于司法、卫生、教育、科研等部门（1）。上述反映了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自鉴的鉴定资源分布情况，违背了司法鉴定内在的独立性、中立性要求。不仅影响到司法鉴定本身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最终危及的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决定”中规定：一、司法行政管理机关是规范统一管理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的主体。二、侦查机关鉴定人和鉴定机构与其他司法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地位和性质对等。三、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这样在一定程度是打破了有权机关各自为政，司法鉴定运行混乱无序的局面，部分调整规范司法鉴定工作的相关管理。特别是取消法院“自审自鉴”对完善司法鉴定资源合理分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随着法治进程的深化、社会公正意识的增加。社会各界对于审判机关继续设立司法鉴定机构，从事的司法鉴定工作的这种“自审自鉴”提出了严厉的质疑。法院是中立的裁判机关，是对包括鉴定结论在内的各种证据材料的居中采信机关。应该客观公正地审核控辩双方提交的各种证据，决定是否采信，是法院职权中立性的具体体现。如果法院自己做起了鉴定，作为证据的鉴定结论有自己做出显失公正，与国家诉讼制度相悖；倘若一切鉴定结论都由法院指定机构和人员去做鉴定，也易产生做弊之嫌使法院卷入诉讼纷争，失去审判的权威性。笔者认为法院设立鉴定机构，是现代司法制度发展上的倒退。取消这种“自审自鉴”无疑对司法公正性、权威性，鉴定资源分布合理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是“决定”中进步之处。更期待立法机构将立法的眼光转移到对公、检机关鉴定管理上来。取消法院“自审自鉴”后，是否对依然存在的“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进行更加合理的的规范：是否更应该加强公、检机关鉴定活动程序化、科学化、标准化；是否进一步完善各项鉴定工作的协调制约、监督管理体制；是否更应该有效地充分运用各鉴定资源。
〈二〉、“决定”对当前社会普遍关注问题未作出实质性规定
1〉、鉴定混乱问题未得到妥善的解决
按照《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的规定，适用国家实行登记管理制度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主要从事的鉴定业务有三大类，即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同时，该《决定》第九条还规定了上述三类司法鉴定只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有权受理、只有已经列入鉴定人名册的鉴定人有权开展鉴定。这些规定的出台，是基于历史和现代司法鉴定对象在司法鉴定实践中出现的几率而制定的，因为前两类鉴定应该说属于司法鉴定最广泛的两类，构成了司法鉴定的主流，对这两类鉴定的规范就意味着对每年大多数司法鉴定的控制。但既然是一部法律法规，就应该带有普遍性的约束力，应该对司法实践中的大多数鉴定行为加以规范。前述三种鉴定类型毕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司法鉴定类型，虽有代表性，但不具备普遍性。按照《决定》第一条对司法鉴定的解释，可以看出司法鉴定的对象为“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而司法实践表明，需要鉴定的专门性问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尤其是当代和未来形形色色的案件中所反映出来的多种多样的专门性问题。从目前鉴定实践来看，除法医学鉴定和物证鉴定而外，其他类型鉴定的数量正呈上升趋势，如司法会计资料司法鉴定、建筑工程司法鉴定、知识产权司法鉴定、心理测试等。不同的司法鉴定类型涉及不同的专业技术范围，针对相同鉴定对象提出的不同方向和层次的鉴定要求，又需要不同的专业层次要求（2）。因此，笔者认为“决定所规定的范围绝不能仅限于从事几大类鉴定的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规范对当前司法鉴定工作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应该是绝大多数的，尽可能全面的加以规范，若仅限于上述三种类型毕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司法鉴定类型。简单地将司法鉴定管理局限在三种类型的专业鉴定方面，而将虽不构成主流但范围广大的其他鉴定类型排斥统一规范管理之外，势必会出现各种管理模式和多种不同的鉴定体制，形成司法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管理混乱局面，造成鉴定管理政出多门、各自为阵、鉴定渠道不畅，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要求和管理的尺度不统一等弊端，不利于整个司法制度的完善。同时也与国家的部分法规产生冲突。对传统意义上造成的资源乱、程序乱、标准乱的“三乱”现象以及有关管理规定形成的冲突，致地方无所适从，由于政出多门，管理主体多样化，有关规定、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分歧，具体措施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使司法鉴定机构难以适从，影响司法鉴定管理正常3秩序建立等弊端依然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2>、侦查机关鉴定应可以对外开展司法鉴定服务，有利于资源最大限度的利用 “决定”第七条：“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笔者认为该项规定存在不妥之处。第一、部分学者们认为“决定”体现了鉴定不在是侦查行为的一种，也不在是司法机关的专属权利，启动司法鉴定不再作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专属权利，而控辩双方都有权提起鉴定。笔者亦希望如此。但笔者从“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鉴定机构”中理解为 “决定”仍将其认定为侦查行为的一种，也没有明确规定控辩双方都有权提起鉴定。然而，针对“侦查机关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提出异议。因为“侦查机关鉴定机构，特别是公安机关的技术部门，拥有我国最强大的传统鉴定人员队伍和技术条件。一方面，它保证了刑事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它可以为其他诉讼或者非诉讼活动提供鉴定技术支持。侦查机关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加强自身的破案能力，保障办理案件的质量，对自己的技术人员队伍和技术条件要求都较高，往往大量招收技术性人才，大量投入对技术人员的培训，大量购进先进仪器设备，且不像其他鉴定机构一样开展单一业务，往往具备综合鉴定实力。由于其具备的其他鉴定机构所不能比拟的条件和能力，如果仅限于侦查过程中的鉴定，就会出现人不能尽其才、设备和技术不能尽其用的局面。若侦查机关鉴定机构在保障刑事鉴定的前提下，赋予其对外受理司法鉴定的权利，其意义深远，作用巨大”（3）。笔者认为：侦查机关鉴定机构不应面向社会承揽有偿的司法鉴定以外，但为了充分发挥侦查机关鉴定机构的资源优势，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保证国有资源发挥最大优势或者社会其他司法鉴定机构的委托，协助进行某些特定事项的鉴定。
3〉、鉴定人出席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决定”：“鉴定人应该依照诉讼法规定实行回避”。笔者认为“决定”虽然在确保鉴定人出席接受质证方面有了重要进步，但只不过仅一句话，过于粗略，还远远不够。比如：如何规范鉴定人出席作证程序？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内容包括哪些？是否应该建立相应的鉴定人出庭质证的 补偿和保护？“陈瑞华教授认为，要切实保障鉴定人出庭，还需要有一系列配套制度：其一，诉讼法应当明确规定，在诉讼一方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要求鉴定人出庭能够作证的情况下，鉴定结论如果不经鉴定人亲自出庭作证，阐明司法鉴定的过程、根据和结论，回答控辩双方和法官的提问，就不能作为法庭据以定案的根据；其二，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人，法官和法院应当有权采取强制措施；其三，明确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如鉴定人患有重病、死亡、因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出庭等。但即使在这些例外情况下，鉴定人的鉴定结论也必须事先经过法官和控辩双方的共同审查，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否则，法庭应当否认其证据效力，而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4）。“ 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应包括：鉴定人出庭的前提和启动程序，鉴定人出庭的准备，鉴定人接受询问程序，鉴定人与当事人聘请的专家顾问的辩论程序，鉴定人出庭费用支付办法，鉴定人出庭期间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保护，鉴定人出庭违犯法庭纪律的处罚，鉴定人不出庭的处理等等”（5）。“卞建林教授也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其一，建立、完善鉴定人出庭质证的经济补偿制度。鉴定人出庭作证是一种承担法律义务的行为，必然需要一定的权利为保障。由于鉴定人出庭作证时要支付交通费、食宿费等，还要承担误工等其他损失，为保障鉴定人的合法权益，提高鉴定人出庭质证的积极性和社会地位，有必要给予鉴定人适当的经济补偿；其二，健全与完善鉴定人出庭的司法保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鉴定人出庭作证往往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甚至波及到他们的近亲属，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能否得到保障，直接影响到鉴定人是否出庭作证、是否愿意接受质证的积极性”（6）。笔者认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是世界各法制国家所确认的诉讼制度之一。但我国三大诉讼发并未作具体规定。“决定”的条款又少，概括性不强，诸多问题无法细化。必然导致很多概念的模糊化。操作性很不强，在日后司法实践中，将会带来种种冲突和弊端。因此，有待立法者进一步完善鉴定人出席问题的相关规定。
4>、针对财政重复收入，造成资源浪费未能得到相关的解决
“决定”未能解决目前有限的司法鉴定财政收入和 分散重复建设与司法鉴定集约发展以及高科技高投入的需求不适应。分散管理，不仅造成财政浪费，而且鉴定水平难一提高。铁、特别是“决定”第七条：“侦查机关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不合理规定，一定程度上使得鉴定资源的无法充分利用，造成资源浪费。“十年前，财政部针对公、检、法、司四机关重复引用司法鉴定仪器及普遍使用不足的情况，曾向中央政法委提出建立统一司法鉴定体制的建议。但时至今日，司法鉴定的巨大投资需求与资源浪费的矛盾并未如所期望的缓解，司法鉴定新技术的开发 也难以展开。如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通过毛发进行毒（药）物检测鉴定技术、法医男子性功能检测鉴定技术，客观视力（听力）检测鉴定技术等，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国家投入有限，难以继续深入开发，家之分散的管理体制，这些先进的鉴定技术始终未能在全国鉴定部门推广使用”（7）。因此，立法者应该重新审视“决定”第七条之相关规定。针对上述问题，将立法的眼光转移到如何更好的解决传统的鉴定资源浪费及不合理的利用方面，减少财政的重复支出，充分有效的利用各种资源的 相关事宜上了 。使得财政重复支出造成资源浪费问题能够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二、有待提案建议制度相关的〈〈司法鉴定法〉〉
有相关的学者提案建议制定〈〈司法坚定法〉〉，但部分学者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应当尽快制定我国的〈〈证据法〉〉，内设“司法鉴定”章节；然后有相关的部门依法制定“司法鉴定条例”因为：笔者更赞同在我国制定〈〈司法鉴定法〉〉。因为：司法鉴定发展到今天，已经存在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存在独立的研究对象、调整范围，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独立部门。若将“司法鉴定”置于〈〈证据法〉〉内依然使起内容规定不够祥尽， 显得粗糙不够完善。况且，然后由相关部门依法制定“司法鉴定条例”不仅违背了司法鉴定工作的统一管理。而且，还是无法解决由于政出多门，管理主体多元化，有关规定、部门规章形成的冲突以及“三乱”现象，依然无法建立司法鉴定管理正常秩序的建立。因此，采用〈〈证据法〉〉内设“司法鉴定”章节与当前“决定”只是形式上的改变而已，毫无实质性进步可言。针对制定〈〈司法鉴定法的可行性，笔者将从理论和实践中作以下点阐述：
一〉、从理论上分析，制定相关〈〈司法鉴定法〉〉是合理的
首先，司法鉴定基本属性体现了司法鉴定中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司法鉴定是服务和保障司法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科举实证活动，但这种活动本不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直接的裁量，因此，并不是司法活动。将司法鉴定作为司法活动的派生物、附属物，甚至将司法鉴定等同于司法活动，主张“审中有鉴，鉴中有审”，则没有掌握现代诉讼构造以及司法鉴定作为司法活动的发展规律。在当代，因为司法鉴定是法律制度在一定鉴定技术下的科学运用，鉴定技术使用价值的自然释放。但绝不能因为司法所具有的科学性就忽视、无视乃至蔑视司法鉴定技术在一定法律制度规范下的科学性。坚持司法鉴定基本属性中科学性与法律的有机统一，对当代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当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司法鉴定立法的相对滞后使得司法鉴定中科学性和法律性之间的不相适越发的明显，导致司法鉴定工作的科学性和法律性无法有效的统一。因此，制定相关完备的〈〈司法鉴定法〉〉来弥补立法方面的不足，协调司法鉴定的科学和法律之间的统一性，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其次，司法鉴定活动是一个历史自然发展的过程，它的发展是建立在人类对起不断鉴别、判断、评价、认识的客观事物真理基础之上的一种自觉的行为。当其发展到今天，产生了种种弊端，迫切的需要人们理性的去面对和解决这些弊端。要求制定〈〈司法鉴定法〉〉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在当代社会中，由于我国至今尚无统一完备的法律法规，种种社会有待解决的司法鉴定弊端，却未得到有效的解决，不仅让社会各界对司法鉴定提出了 严厉的质疑。要求制定〈〈司法鉴定发〉〉从理论上讲是可以解决上述矛盾的。符和人们对正义追求的合理化。符合宪法之规定、民主之要求，更是一种主观符合客观、理性和经验相结合的产物。
二〉、从实践上分析，制定相关〈〈司法鉴定法〉〉是可能的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鉴定管理存在的混乱局面，深为公众所诟病；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每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尽快制定司法鉴定法的呼声愈发强烈；其中，九届四次会议有8个代表团的266名代表，九届五次会议有7个代表团的234名代表提出此项议案；人大代表们历数司法鉴定种种弊端：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不清，管理职能定位模糊，管理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严重，司法鉴定机构重复设置，公安、检察、法院都设有司法鉴定机构，自侦自鉴、自诉自鉴、自审自鉴，多头鉴定、重复鉴定，有的一个案件鉴定竟多达10余次；此外，一些面向社会提供鉴定服务的鉴定机构鱼龙混杂，缺乏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和规则，鉴定结论的可靠性令人怀疑；代表们提出，司法鉴定工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鉴定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代表们认为，司法鉴定中存在的弊病涉及到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靠部门协调难以解决，只有通过国家立法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8).司法鉴定制度作为我国司法鉴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诉讼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实践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既多且杂.因此,迫切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当前司法鉴定制度统一规范成为可能.
总之,由于司法鉴定是司法活动中查明和证明案件事实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特别是人类社会的司法活动进入了科学证据时代之后,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进步,各种物证在诉讼活动中的运用越来越多,鉴定结论在 审判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要.司法鉴定在司法活动中的作用如此作用如此重要.那么,是否应该保障鉴定结论的可靠性,保障司法人员正确运用鉴定结论的可靠性,保障司法人员正确运用鉴定结论以实现司法的公正性,及如何有效控制和解决司法鉴定在当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当前法学界值得思考和解答的问题.
三、司法鉴定改革对策及建议：
在我国目前尚无统一法律制度规范司法鉴定的情况下，认为：无论在专门工作中还是社会活动有关业务中，将“司法鉴定”根据启动情况的不同分为“司法鉴定”和技术（举证）鉴定 。一是与法无椐；二是因此难为使用这样的鉴定机关所接受，更为涉案当事人所不解；三是在实际中作出这样的 区别目前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建议仍用“司法鉴定”概念加以界之。
针对司法鉴定改革进一步明确与完善：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实行统一立法，制定相关《司法鉴定法》。应该包括两部分内容：一、实体部分：司法鉴定的研究对象、调整范围、主体、管理问题（如：资格审查制度、登记制度、考核与处罚制度等问题）二、程序部分：鉴定人、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委托鉴定前的告知、委托人的义务和限制、制作鉴定结论的程序法要求、鉴定结论的告知、申请重新鉴定的理由、鉴定结论的效力。
2、对司法鉴定资格实行许可制：严格、统一的准入控制。“对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管理必须是绝大多数司法鉴定人司法鉴定机构的管理，其范围绝不能仅限于《决定》所绝对规定的从事几大类鉴定的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因此，从理论上讲，从事各种类型司法鉴定的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均应集中归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管理。基于以上分析，《决定》在规范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管理范围时，应以各种类型的鉴定案件在当前和以后一段时间内出现的数量为基础，在充分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哪些方面或类型的鉴定应该并可能纳入统一管理范围。除已规定的三类鉴定对象外，资产评估司法鉴定、司法会计鉴定、测谎鉴定、建筑工程质量司法鉴定等多种类型鉴定的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均应纳入司法行政机关的集中统一管理之中；同时，应另针对部分不能预见或虽已预见但目前尚不具备条件纳入统一管理的鉴定类型的鉴定人及鉴定机构，制定各种临时选聘条件和鉴定程序规范”（9）。
3、建立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管理相结合的监管机制，建立继续教育制度，制定统一的司法鉴定机构的执业规则和自律机制，制定司法鉴定人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建立行政处罚和行业处分机制。
4、进一步加强各类司法鉴定协调制约，监督促进、推动司法鉴定活动程序化、科学化、标准化、。
5、根据司法实践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科学制定司法鉴定执业分类及标准，组织专家学者，协调。
6、制定行业规划，重新审视“决定”第七条之规定，充分利用各种有效资源、合理布局。“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允许存在。因为司法鉴定的对象纷繁复杂，可能涉及到各个领域、各种学科，不可能有任何一个部门或行业全部承担起来。把社会各个行业的知名专家和各个系统的先进设备利用起来，由他们的权威性、客观性逐渐树立公正形象，有利于我国的司法公正。但是，总得要有一个公正、权威的国家管理部门，对社会各种类从事司法鉴定的机构的资格、必需条件、鉴定人资格、遵纪守法情况等进行审查、考核、检查以及必要的培训，这些工作从实质上说，属于司法行政工作范畴。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将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实施统一的管理，这个管理权限应当包括：审查机构的资质、条件、鉴定人的资格，建立相应的批准制度，还应当负责年审，根据鉴定人、鉴定条件变化和是否有徇私舞弊、差错率等进行调整。公、检机关司法鉴定活动。统一制定各类技术领域司法鉴定技术标准和鉴定程序，争取国家加大投入”（10）。
总之，“决定”在一定程上具有进步性，但其自身内容显得粗糙，不够完善且操作性不强。我国的司法鉴定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必须把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调整纳入司法体制改革总体规划中考虑，加快推进《司法鉴定法》的立法。保障我国司法鉴定行业尽快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轨道。
注释：1、（1）、（7）部分引自文/杜春、王公义 《我国司法鉴定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的资源分布资料分析。
2、（2）、（3）、（9）部分引自文/王勇、王跃 《对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中的部分观点引用作论据、并对部分问题提出笔者个人观点。
3、（4）、（5）、（6）部分引自中普法网、中国青年报、部分报道作论据、并加以探讨提出笔者个人观点。
4、（8）、（10）部分引自文/兰邵江 作为论据和材料加以使用。
参考文献：1、霍宪丹 中国司法鉴定 2001，37-8
2、 包建明 法律出版社 2002，22-33
3、 卞建林 中国政法大学 2002，20
4、 张文显 《法理学》 法律出版社 200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