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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张家界市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征收及其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暂行规定》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13:08:57  浏览:8204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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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张家界市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征收及其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暂行规定》的通知

湖南省张家界市人民政府


张政发〔2008〕6号


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张家界市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征收及其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局委、各直属机构:

《张家界市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征收及其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暂行规定》已经2008年1月11日市人民政府第8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张家界市人民政府

二OO八年五月一日




张家界市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征收及其

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征收及其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行为,维护被征地拆迁群众的合法权益,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暂行规定适用于永定、武陵源区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征收及其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征地拆迁管理及其补偿标准按照《张家界市征地补偿标准》(张政发〔2001〕13号)、《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执行湖南省征地年产值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张政办发〔2005〕38号)、《张家界市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张政办发〔2007〕6号)和《张家界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市政府令第34号)执行。本暂行规定第六条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永定、武陵源区人民政府负责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征收及其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负责制定具体实施安置方案。具体工作在城区各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由村(居委会)组织实施。市直相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协同工作。

第四条 城市规划区建设用地范围内人均耕地在0.25亩以上,征收其集体土地及实施其房屋拆迁的,实行集中留用生产和居住安置用地(以下简称“两安用地”)的方式进行安置,不再进行宅基地安置。

第五条 “两安用地”的核定与管理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两安用地”指标按安置人员人均50㎡的标准,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一次性核定到村(居委会),由村(居委会)负责管理,市人民政府在年度用地计划中分批供地。

(二)“两安用地”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国家产业政策,必须坚持“五高四化”(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高速度、高效益和规模化、集约化、园林化、社区化)的建设要求。

(三)在“两安用地”上从事建设,需按法定程序变更为国有土地性质后,再采取行政划拨或出让方式供地。用地报批过程中应缴纳的有关税费应当依法缴纳。根据村(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申请,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区人民政府可以依法按程序将“两安用地”进入市场经营,所获收益用于被征地拆迁群众的生活保障和安置房购置补贴。

第六条 城市规划区建设用地范围内人均耕地在0.25亩以下,征收其集体土地及实施其房屋拆迁的,实行货币补偿安置或者宅基地安置。选择货币补偿安置的,补偿标准参照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按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选择宅基地安置的,补偿标准按照《张家界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市政府令第34号)执行,可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在城市建设用地范围之外安排宅基地。

第七条 违法违章建筑,不予补偿。建筑的合法性由市规划局牵头,国土资源、建设、房管等行政主管部门配合,会同区人民政府认定。

第八条 被征地拆迁农民的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由永定、武陵源区人民政府另行制定实施办法。

第九条 严格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7〕71号)规定:农村集体土地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租用、占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搞房地产开发。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面积不得超过省定标准。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第十条 尚有集体土地的居委会参照本暂行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本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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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营养膳食立法应当缓行

刘长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200020)


随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们对健康问题尤其是儿童健康问题的日益关注,儿童营养膳食问题已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提出应当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用立法来保障儿童的营养膳食,维护其身体健康。这些学者认为:“儿童营养膳食和食品安全应该有法律保护,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立法是儿童健康成长的根本保证。”然而,这种观念是否恰当呢?儿童营养膳食立法真是儿童健康成长的根本保证吗?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笔者以为,营养膳食问题尤其是营养问题与人的自我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能否对该问题进行立法应当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从当前在儿童营养膳食立法方面有过立法实践的国家来看,大都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由于人们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经济上比较富足,所以便对生活的质量更为关注,对健康饮食更为关注,而这些国家的立法者也自然相应地顺应了民意,将营养膳食问题特别是儿童营养膳食问题列入国内立法议程,并最终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了立法。这与其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分不开的。当前,尽管我国的综合国力正在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及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与日俱增,但就总体来看,我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各发达国家相比依旧有着极大的差距,且还存在地区生活水平的极端不均衡问题,例如:在城市,人们的生活水平要相对较高,可能要相对较为注重生活质量问题,注重饮食营养尤其是儿童的饮食营养;而在广大农村,人们的生活水平则基本上还驻足在刚刚满足温饱后对未来更富足生活目标的奋斗抑或对更高生活质量的憧憬阶段,营养问题(包括儿童的营养问题)对他们来说,恐怕还只是其为之奋斗的一个长远目标。所以,笔者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显然是不适宜的。此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的饮食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其饮食营养结构(包括儿童的饮食营养结构)必然也大不相同。这样一来,即便是强制对儿童的营养膳食问题进行了立法,也可能会因该法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而使其实效受到置疑,从而导致其没有普遍性的权威。而法律假如没有权威,则它无疑于形同虚设!基于此,笔者以为,就目前而言,我国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和成熟,儿童营养膳食立法应当缓行。
此外,提倡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的学者还以日本为例来论证说明对儿童营养膳食进行立法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日本是最能说明立法能保证儿童健康成长和提高国民素质的明显例子。1931年,日本18岁男青年的平均身高161.8厘米,女青年身高为151.2厘米。4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与营养相关的法律,包括《营养法》、《营养改善法》、《学校供餐法》等。随着与营养相关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到1985年,日本18岁男女青年的身高分别达到171.8厘米和157.8厘米。日本通过50多年的国民营养改善,使国民体质得到普遍提高,被西方学者誉为“人类体质的发展奇迹”。但笔者以为,儿童营养膳食立法的出台与儿童身高的增长或体质的改善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包括儿童)体质的增强或身高增长有赖于其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饮食结构的科学化,而与营养膳食立法却并无必然的联系。营养膳食立法作为法律,其作用充其量在于确认并保障实施已为科学所证明的、与人们的健康相关的合理饮食结构,而不会决然地促进人们体质的增强或身高的增长。实际上,即便没有对儿童营养膳食进行立法,人们出于对儿童的关爱与呵护,也会自觉重视并强化儿童的饮食结构,注重儿童的健康饮食和营养饮食,从而使儿童的体质得到增强。而相反,即便是有了营养膳食立法,假如其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尚达不到足以满足人们改善其生活质量的需要的程度,则人们也会苦于无相应的经济能力而无法关注并改善其饮食营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强制保障实施”无疑只会加重人们的经济负担,而无益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提高其国民体质,该法律也只会被人们视为“恶法”而难以长久存在。所以,笔者以为,重视并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并不是日本国民体质改善的直接原因。日本国民体质的改善主要得益于日本经济发展所必然带来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假如没有其经济的发展以及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即便是有再多内容良好的营养膳食立法,其国民的体质也决不可能会有实质性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在儿童营养膳食方面,我国应当努力发展经济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其生活质量,帮助其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自觉重视并切实改善儿童的饮食结构,从而增强其体质;而不应当是过早地用立法来强制保障儿童的营养膳食,“拔苗助长”。
在当前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法律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在许多时候,没有法律是不行的。但另一方面,法律也绝不是万能和无所不包的,在依法治国的时代,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必须要有法律介入才能够最终得到解决。而且,在某些问题上,即便法律要介入,也绝不是必须或者可以马上介入的。法律在对待儿童营养膳食问题时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当前,在我国经济基础还较为薄弱、人民生活水平较那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很低的情况下,我们切不可盲目借鉴发达国家在营养膳食立法方面的经验,过早地对营养问题进行立法。
本文发表于《卫生政策》2004年第5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三四次会议决定: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64年12月2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于12月18日以前报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6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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