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失火罪与放火罪之界限/田永东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08:37:03 浏览: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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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失火罪与放火罪之界限
田永东
失火罪与放火罪在客观上都表现为与火灾有关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都侵害了社会公共安全，但两者有明显的区别：
（一）在客观方面，失火罪必须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才能构成；放火罪并不以发生上述严重后果作为法定要件，只要实施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放火行为，放火罪即能成立。
（二）放火罪有既遂、未遂之分；失火罪是过失犯罪，以发生严重后果作为法定要件，不存在犯罪未遂问题。
（三）主体要件处罚年龄不同，放火罪年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即可构成；失火罪年满16周岁的人才负刑事责任。
（四）主观罪过形式不同，放火罪由故意构成；失火罪则出于过失。这是两种犯罪性质的根本区别所在。
司法实践在认定这种案件时，有时会发生过失犯罪转化为故意犯罪的情况。例如，某人在仓库吸烟无意中将未熄灭的火柴头扔到草堆上，当即起火。这时行为人本应奋力灭火以避免火灾的发生，而他却扬长而去，漠不关心，任火势蔓延，致酿成灾。这里行为人开始只是无意中将火柴头扔进草堆，并非故意制造火灾，本应认定为失火行为，但由于其先前的失火行为已经造成火灾的危险，行为人负有灭火、消除危险的义务。在其能够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明知不灭火可能造成火灾，却不予履行，听任火灾发生，这时行为人主观罪过已转化为间接故意，因而构成以不作为形式
实施的放火罪，不应再以失火罪论处。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田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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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16400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实施《农业法》加强涉农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实施《农业法》加强涉农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
1996年5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各地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工作，正确、及时地审理了一批涉农案件，对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继续深入贯彻实施《农业法》，进一步加强对涉农案件的审判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对涉农案件的审判工作
要充分认识在审判工作中贯彻实施《农业法》，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对做好涉农案件审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调整和充实涉农案件的审判力量，切实加强涉农案件审判工作。对依法属于法院管辖的涉农案件，要做到及时立案，及时审理，及时执行，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二、加强对涉农犯罪的打击力度
对盗窃、破坏或者故意毁坏农业生产资料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重判处。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种子、化肥、农药、兽药的犯罪分子，在从严适用刑罚的同时，注重适用附加财产刑，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对造成农民经济损失的，要依法判决予以赔偿；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要一律予以没收。对贪污、挪用农产品收购资金、农业资金、农业贷款和提留统筹款、农业税款犯罪的，要依法予以严惩。对贪污、侵占、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等款项的，要依法从重处罚。对检举、揭发、控告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的人进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依法审理好涉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类案件
审理涉及毁占耕地、粮田，污染农业环境，破坏农业资源等案件，要依法制裁违法行为，对违法批地的行政行为，要依法予以撤销；对造成农民经济损失的，要依法判决给予赔偿，以切实保护耕地，保护农业资源和农业环境。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要从稳定土地承包制出发，既要依法保护承包者的合法权益和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要维护农村基层组织对土地的依法管理，促进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审理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等非法加重农民负担的行政案件，要坚决排除干扰，依法受理，及时判决；对因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而给农民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判决予以赔偿。
四、加强监督指导，扩大办案社会效果
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辖区农村范围较大的法院要注重收集社情民意，加强信息反馈，对较大的涉农案件要及时向当地党委、人大汇报，涉及有关的法律问题要及时向上级法院报告；上级法院对涉农案件的审判应加强监督和指导。各级人民法院要及时选择一些重大、典型案件，通过新闻媒介进行宣传报道，扩大办案效果。
各高级人民法院要针对当前本地区涉农案件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积极研究改进措施，并于6月20日前将有关落实情况、改进措施和取得的效果向我院报告（具体收文单位办公厅综合处）。
工伤认定行政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不利于劳动者权益保护。
一、存在的问题
（一）工伤认定权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将工伤认定权归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现在的问题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问题上是否应当具有最终的认定权。从工伤认定实践来看，一般是将工伤的最终认定权赋予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即法院在对工伤认定进行审查时可以判决维持、可以判决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认定，但法院不能行使司法变更权，并且不能代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是否工伤的认定。关于工伤最终认定权的这一规定，给工伤认定行政诉讼实践带来很大障碍。最突出的表现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决定被法院的生效行政判决撤销以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往往还会作出同样的工伤认定决定，以至于形成诉讼循环。
（二）工伤认定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问题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19条规定，在工伤认定中，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在工伤认定行政诉讼中，应当由被告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这两处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看似毫无关联，其实存在内在的冲突。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如果用人单位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不是工伤，则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作出工伤认定的结论。如果用人单位对工伤认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则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对其工伤认定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可想而知，如果存在证据确已灭失等情况，则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很难对其工伤认定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出示的证据难以达到行政诉讼证据标准时，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会被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撤销。
如上诉人青某与被上诉人某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工伤认定案，因公司的考勤表已灭失，导致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出示的证据难以达到行政诉讼证据标准，致使作出的工伤认定被撤销。如此一来，在工伤行政认定程序中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中却转嫁给作出工伤认定的行政机关。这不仅有免除用人单位责任之嫌，而且实际上更进一步地恶化了职工的弱势地位。
二、解决对策
（一）赋予法院工伤最终认定权
工伤认定行政诉讼中法院的判决方式主要决定于工伤认定权的归属，一般认为，工伤的最终认定应当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因此，法院只能维持，或者判决撤销，同时责令重新作出工伤认定。这种权力配置方式不仅理论根据不足，也人为地增加了诉讼负担，导致循环诉讼。笔者认为，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本无可厚非，但不能据此认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具有最终的认定权。较为理想的权力配置模式是：1．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有权作出工伤认定，若有关当事人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无异议，则法院尊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决定，并且在诉讼中可以直接援引作为有效力的证据使用；2．若当事人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则法院有权视情况对工伤作最终的认定，即法院可以直接判决为工伤。这种权力配置模式，既没有否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权，又赋予了法院工伤最终认定权；既尊重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等效力，又符合司法最终的现代法治原则。从实践效果来说，也有利于减少诉累，降低当事人的救济成本。
（二）改变现行举证责任承担方式
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的规定的规定，用人单位如果不认为是工伤，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可能因“拒不举证”而被认定为工伤。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笔者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改变现行强行把“不认定为工伤”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用人单位承担的做法，规定应当由“否定工伤”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如果用人单位否定工伤，则其应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职工或其直系亲属否定工伤，则应由职工或其直系亲属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双方都认为应当是工伤，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经调查核实后不认为是工伤，则应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承担举证责任。
（作者单位：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